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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新冠疫情应对中的四大失误 改革势在必行

世卫组织新冠疫情应对中的四大失误 改革势在必行
文/马重来源：新浪博客新冠疫情自2020年1月在中国武汉爆发以来 ， 跨洲越洋 ， 横行肆虐 ， 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 几无幸免 。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新冠疫情实时统计数据 ， 截至北京时间6月16日 ， 全球超800万人确诊 ， 超43万人失去生命 。 新冠疫情耗费了人类难以估量的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资源 ， 伤害和摧毁了数以亿计的个人、家庭和企业 ， 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史无前例的震撼性冲击 ， 使其陷入二次大战以来的最严重衰退 ， 极大危害和干扰了现代文明的进程 ， 动摇和改变了现有国际秩序的版图 ， 堪称人类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灾难事件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 各国各地区政府和医疗卫生组织紧急动员 ， 全力以赴 ， 利用各种资源 ， 做了大量的工作 。 无数医务人员、物资社会保障人员和交通服务人员在性命交关扶危济急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 克服重重困难 ， 做出了卓越贡献 ， 有些甚至献出了生命 ， 我们向他们致敬 。由于政治体制、文化信仰、人口结构和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差异 ， 各地在疫情应对措施、手段和表现上五花八门 ， 效率、效果和代价千差万别 ， 既有极其宝贵甚至值得他人借鉴的成功经验 ， 也都出现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错误和失误 。 孰是孰非 ， 我们把它们留给各所在国或地区的人民以及利益相关者去评估总结 ， 交由时间和历史去评判 。世卫组织新冠疫情应对中的四大失误 改革势在必行。世界卫生组织的四大失误
我们在此关注的 ， 是对全球新冠疫情应对影响最大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下称世卫组织）的工作 。首先应该承认 ， 作为联合国系统的国际卫生问题指导和协调机构 ， 世卫组织对各国各地区政府没有管辖权 ， 对疫情应对也没有领导权 ， 因此 ， 它不能代俎越庖 ， 指手画脚 ， 直接干预 。 同时 ， 世卫组织本身也并非医疗机构 ， 不直接参与治疗 ， 一旦疫情爆发 ， 各地疫情应对的主动权 ， 基本上掌握在当地政府和人民自己手里 。然而 ， 世卫组织作为国际上最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 ， 在公共卫生专业领域拥有无以伦比的资源、优势和权威 。 根据国际卫生大会定义和赋予的职能和权力范围包括：指导和协调各国各地区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 制定关键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 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 ， 开展风险评估 ， 确定重点和制定战略 ， 以预防、防范和应对造成任何人类健康危害的突发事件和流行病并协助在事后开展恢复工作 。 因此 ， 世卫组织的工作好坏、标准高低、效率优劣以及技术规范是否清晰准确有效 ， 很大程度直接或间接影响全球的疫情应对工作 。世卫组织承担着人类社会最高层次的公共卫生防疫重任 ， 其工作代表了地球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公众卫生健康的共同利益 ， 因此 ， 其行为准则和专业标准应与之相对应 。 有鉴于此 ， 我们结合其新冠疫情时间线 ， 对其在本次特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表现进行了初步分析 ， 从中发现 ， 其工作至少出现了如下四大失误：一、对新冠疫情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判断专业敏感性和危机感不够强 ， 两次重要里程碑的确认和宣布均优柔寡断 ， 谨慎有余警惕不足 ， 始终慢半拍 ， 科学前瞻性的预判不足 ， 削弱和影响了各国各地区的前期准备 。2019年12月底 ， 武汉疫情的报道已开始出现在海内外媒体 。 1月前期 ， 疫情暗流涌动 ， 引起了社会和媒体的进一步关注 ， 各种小道消息真假难辨 ， 焦虑不安的情绪在社交媒体上逐渐蔓延 。 18日晚上 ， 以钟南山为组长的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到达武汉 ， 很快就形成了人传人的共识 ， 20日下午专家组答采访人员问时首次公开确认存在人传人 。 一前一后 ， 世卫组织考察团于20-21日对武汉进行了现场考察 。1月23日凌晨2点 ， 1,100万人口的世界级城市武汉宣布当天10点开始紧急封城 。 几个小时之后 ， 浙江、广东、北京、上海等省市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 涉及数亿人口 。 毫无疑问 ， 这一系列行动发出疫情迫在眉睫的强烈信号 ， 任何具有科学敏感性的人此时都能意识到 ， 在一个人员高度流动的传统节日前夕 ， 武汉的疫情不仅可能已向内地其他地方扩散 ， 也存在向境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的重大潜在风险 ， 各国应及时预警 ， 并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 。令人不解的是 ， 世卫组织虽然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 在1月22日紧急召开了吸引全球目光的紧急事件委员会会议 ， 但却在已对武汉实地考察而且中国已开始实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员隔离的情况下 ， 无法就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 简称PHEIC）达成一致意见 。 随后会议虽罕见地延长了1天 ， 继续争论 ， 最终仍未能果断决策 ， 以致功亏一筹 。 这导致除香港、朝鲜、新加坡、菲律宾等率先采取行动外 ， 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虽然面临舆论的巨大压力 ， 但却无“官方依据”启动规模级别的应对工作 。随着中国疫情消息不断披露以及铺天盖地的国际舆论压力 ， 世卫组织于1月30日再次召集紧急事件委员会开会 ， 这次终于达成共识 ， 正式宣布新冠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 自此 ， 全球规模的大面积疫情应对行动正式拉开序幕 。 显然 ， 从22日到30日在世界最高专业防疫机构层面的“认知延误” ， 让多数国家和地区在疫情防控的初期浪费了宝贵的8天黄金时间 。至2月下旬 ， 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国疫情趋于严重 ， 境外新增病例开始爬升并超过中国 ， 全球范围的疫情大流行特征日趋明显 ， 到处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 提高疫情等级将有利于各地政府在更高层次和级别上协调征用资源 ， 开展更有效的防控工作 ， 可惜世卫组织迟迟按兵不动 。 总干事谭德塞先生在2月24日的媒体通报会上称 ， 虽然很多人质疑“是否疫情现已成为大流行” ， 但“我们没有看到这种病毒在全球不受控制地蔓延 ， 也没有看到大规模的严重疾病或死亡事件 。。。 现在使用大流行一词不符合事实 ， 肯定会引起恐慌 。 此时此刻不是关注我们使用什么词的时候 。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 ， “大流行”的宣布都是疫情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 而绝不仅仅是一个“用词”的问题 ， 谭德塞先生漫不经心的表达着实令人大跌眼镜 。 不难想象 ， 正是由于世卫组织过于从容和保守的态度 ， 对近在咫尺的疫情大流行判断缺乏足够强烈的科学前瞻性和专业敏感性 ， 客观上让各地政府放松了对疫情的扩散速度和严重程度的警惕与应对准备 ， 影响了随后的疫情防控效率 。从2月24日开始 ， 尽管各方呼吁持续接踵而来 ， 世卫组织依然不动声色 。 直到3月11日 ， 疫情国家和地区从28个增加到114个 ， 约占世卫成员总数的60% ， 增加超3倍；中国境外累计确诊病例从2,069增加到37,371例 ， 增加约17倍；世界已实质上进入了大流行阶段 ， 世卫组织才终于表示“对令人震惊的疫情传播程度和严重程度深感担忧” ， 认为全球新冠疫情“具有大流行特征” 。但此时已为时过晚 ， 全球所有主要国家和地区均已沦陷 ， 疫情已横扫千军如卷席 ， 人类历史从未经历过的大流行灾难正日益恶化 。 对部分人来说 ， “恐慌”甚至已成为一种奢侈 。众所周知 ， 人命关天 。 针对重大疫情尤其在疫情初期 ， 及时正确判断预警并毅然决然采取关键性行动非常重要 ， 很可能直接影响到无数人的生命 。 正如钟南山团队对干预下疫情趋势的研究指出 ， 若提前5天和推后5天行动 ， 减少和增加的受影响人数分别相差3倍之多 。 基于这一理论 ， 可以相信 ， 世卫组织两次重要里程碑宣布的延迟 ， 给新冠疫情的发展带来了难以计算的负面影响 。二、按部就班地对新冠疫情下的国际旅行限制发出因循守旧的指导意见 ， 不仅引发了一些争议 ， 更重要的是使世界痛失本可大幅减轻疫情扩散的百年不遇的绝佳机会和窗口 ， 教训深刻 。 其毫无新意的指导意见最终几无国家地区遵循 ， 实质上已成为一纸空文 。事实胜于雄辩 。 当出现病毒快速传染苗头时防止疫情扩散最快捷有效的措施 ， 就是实行人员隔离 ， 最大限度地切断人员间的流动 。 在城市和社区内 ， 城镇封锁（如武汉、意大利、丹麦等） ， 或社交疏离（social distancing）有利于控制病毒在本地的传播；而国家地区之间 ， 对旅行（包括入境管制和飞机/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管理）实施限制 ， 则有利于切断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路径 。然而 ， 世卫组织对新冠疫情下的国际旅行先后多次密集出声 ， 明确表示反对任何限制 。 其中：旅行指南4次：1月10/27日 ， 2月11/29日；会议声明2次：1月23/30日；总干事发言7次：1月23/30日 ， 2月3/4/11/12/14日 。其反对理由有二：1、限制措施通常效果不大 ， 对公众健康没什么好处；可能对国际旅行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 对受限国产生负面的经济和社会影响；2、会增加恐慌、偏见或污名 。 此外 ， 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的评论认为 ， 国际旅行限制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2005）（下称《条例》） 。不过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1、有关《条例》描述的只是决策的科学原则 ， 并无任何具体的规定可违反；至于限制是否符合《条例》精神 ， 显然属于可讨论的开放性问题；2、世卫组织至少从SARS起对历次疫情下的国际旅行限制都持反对意见 ， 无一例外 ， 此次亦是墨守成规 ， 老调重弹 。实际上 ， 在世卫组织宣布PHEIC并对国际旅行提出建议之前 ， 就已有国家或地区开始针对来自中国或武汉地区的旅客加强入境检疫或实行入境管制了 ， PHEIC的宣布只是加快了其行动 。 例如 ， 1月上中旬 ， 香港、台湾、泰国、日本、美国等地开始加强入境筛查检疫；1月26日起 ， 香港宣布不接受任何湖北省访客入境；1月27日起 ， 朝鲜成为第一个禁止中国公民入境的国家 ， 随后菲律宾、蒙古、新加坡、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与地区陆续跟进；截至2月16日 ， 全球有133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入境旅客采取入境管制措施 。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 ， 入境管制开始被延伸到其他来自疫情高风险地域的旅客 。 如2月25日起 ， 以色列、约旦、新加坡等国开始限制来自或去过日本、韩国的旅客入境；3月16日起 ， 加拿大、欧盟、俄罗斯、新西兰、菲律宾、巴西、香港等地陆续闭关 ， 限制所有外国公民入境 。与此同时 ， 自1月28日开始 ， 随着需求锐减 ， 美航、英航、法航、汉莎、日航等十余家境外航司陆续宣布中国航线部分停飞或削减航班量；至2月上旬 ， 几乎所有航司的中国航班取消 。 2-3月间 ， 国外疫情局势恶化 ， 为防止人员流动导致的交叉感染及面对惨不忍睹的客流量 ， 全球航司的行动扩展到几乎所有本土和国际航线 ， 甚至关闭机场、航站楼或塔台 。其实 ， 绝大多数航司的决定都是极其痛苦而又迫不得已的 。 它不仅扰乱了旅客的生活和工作计划 ， 也导致大量航空从业人员的失业、减薪 ， 更威胁到航司自身的生死存亡 。 但在空前未有的疫情环境下 ， 面对自身员工的生命安全 ， 旅客隔离的难度和风险 ， 以及难以为继的经济利益 ， 航司已几无选择 。由上可见 ， 国际旅行限制涉及两个层面：政府主导的入境管制和航线管制（如中国民航局的“五个一”政策）与企业采取的交通线路（航空为主）管理 。 二者表面看如出一辙 ， 本质上却大相径庭：前者代表了政府的权力和意志 ， 俗话就是“我让不让你入境”或“我让不让你飞” ， 是主动的 ， 有威权的 ， 虽然主要基于疫情防控需要 ， 但却未必能完全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扰；后者反映了企业的决策 ， 说白了就是“我们能做什么”或“我们该做什么” ， 是被动的 ， 主要是提供服务的市场行为 ， 经济利益是主要制约因素 ， 政治因素微乎其微 。 前者可以左右后者的行为 ， 后者则通常无法挑战前者的权威 。 从法律角度来看 ， 世卫组织的建议以及《条例》只适用于前者 ， 而非后者 。世卫组织的反对理由之一是基于防疫效果和经济/社会效益的 ， 并指向过去的经验 ， 如2003年SARS疫情的经验 ， 以及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的研究等 。 但分析表明 ， 由于过去疫情与新冠疫情相比广度和深度都远不在一个层次上 ， 这些经验或结论明显地存在数据有限 ， 证据不足 ， 覆盖面有限 ， 论证不充分等缺陷 ， 难以适应新的形势 。新冠疫情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遭遇过的公共卫生大灾难 ， 其病毒传染性之强 ， 毒性之高 ， 扩散性之快 ， 影响面之广 ， 形势之紧迫 ， 都是见所未见的 。 在疫情如敌情的紧急关头 ， 必须抢时间 ， 争速度 ， 善于思考 ， 研究新问题 ， 及早拿出应对挑战的方案 。 因循沿袭 ， 把昔日经验信手拈来指导今日工作 ， 无异于刻舟求剑 ， 迟早出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事实显示 ， 各地国际旅行限制措施的成效是巨大而且有目共睹 。 它极大地减少了各地之间人员的流动 ， 降低了疫情传播的风险 ， 有效保护了包括被限制入境在内的所有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 有利地维护了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 。 以中国为例 ， 由于疫情初期旅行限制的针对性 ， 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输出性病例压力 ， 因此 ， 从2月份起 ， 世界各地鲜有来自中国的可疑病例报告了；而后随着剧情反转 ， 中国从3月28日起也暂停外国人入境 ， 这一措施减少了境外输入性病例的数量 ， 卓有成效地保护了国内来自不易的防控成果 。至于世卫组织担心的经济/社会效益 ， 算不上杞天之虑 ， 限制肯定会对局部造成一些阶段性的干扰 。 但凡事各有利弊 ， 与人命关天火烧眉毛的全球疫情大流行防控相比 ， 只能两权相害取其轻 ， 并通过努力 ， 尽量把弊降到最低 。从流行病防控的本质来说 ， 封城与国际旅行限制实为异曲同工 ， 都是在重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面前为了快速切断病毒传播路径不得已而采取的临时限制措施 。 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当地企业和公众承担或付出了许多艰难、代价、不公乃至牺牲去责难或反对武汉封城 。 世卫组织甚至多次公开赞扬了武汉封城的举措 ， 转过身来却贬此褒彼 ， 以不同的标准看待国际旅行限制 ， 实不知世卫组织如何能以己之矛攻己之盾？问题其实不在是否应该限制 ， 而是如何限制才更有效 ， 实施和取消的门槛是什么？不幸的是 ， 由于缺乏一个不同疫情等级的定义 ， 以及国际旅行限制的统筹规划和指导意见 ， 各地政府各交通企业采取的措施基本是相仿相效 ， 各自为战 ， 因此 ， 初期的国际旅行限制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系统性漏洞：疏忽了中国之外的疫情 ， 没人意识到或重视部分有武汉旅行史的人员已在封城前通过近70条国际航线以及其他渠道流向中国境外 ， 以及1-2月间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也已出现了快速传播的肺炎病例这样的事实 ， 以至于没能第一时间在全球同步采取旅行限制行动和防疫措施 ， 切断病毒的国际传播路径 。 结果 ， 欧洲与其他国家的旅行一如既往 ， 仅2月份就有约14万名来自意大利和约174万名来自申根国家的旅客抵达美国 。 当3月份疫情在中国以外急速恶化时 ， 各地才恍然大悟 ， 全面升级航空管理和入境管制 。 可惜为时已晚 ， 欧洲国家不仅自身成了重灾区 ， 也成为了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疫情的重要来源地 。 一个本可大幅减少早期疫情传播的机会却因人为原因而丧失并出现漏洞 ， 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恶果 ， 实令人扼腕 。世卫组织另一个理由似乎更多是基于政治层面的 ， 认为限制可能会增加恐慌、歧视和污名 。 虽然自宣布PHEIC起 ， 世卫组织就从未直接表示反对针对中国的国际旅行限制 ， 但由于疫情初期全球99%的病例都集中在中国 ， 受限国的对象也只有中国一国 ， 因此 ， 其潜台词不言而喻 。 随后 ， 世卫组织和谭德塞先生罕见地在短短的15天内至少5次在不同场合上密集表态 ， 特意把国际旅行限制与恐慌、歧视和污名联系在一起 。但事实最终证明 ， 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采用限制行动的决定因素还是疫情应对本身 ， 而非政治考量 。 个别国家搞些小动作 ， 利用旅行限制做文章 ， 既不得人心 ， 也没能形成潮流 。 因此 ， 世卫组织似乎言过其实了 。 而且 ， 虽旅行限制初期集中在一国 ， 但随着全球疫情恶化 ， 自2月下旬开始就陆续扩展到其他亚洲国家 ， 进而延伸至全球 ， 世卫组织有关恐慌和污名的论调也逐渐偃旗息鼓了 。毋庸置疑 ， 国际旅行限制只是一种在特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初期阶段无可奈何的临时应急手段 ， 短期内无疑利大于弊 。 但凡事有度 ， 过犹不及 。 因此 ， 适时与及时退出十分重要 ， 否则 ， 其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就会越发体现出来 。 若人为拖延 ， 甚至玩政治游戏 ， 事情就会走向反面 ， 而旅客就会成为各派政治势力博弈的牺牲品 。正确的国际旅行限制是防止疫情全球扩散协调各国各地区疫情应对工作的核心环节 ， 也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 而一份有疫情等级定义有启动和退出机制的指导意见则不可或缺 。 世卫组织在新冠疫情这一无与伦比的历史性事件面前本应有所作为 ， 可惜缺乏高瞻远瞩之境界 ， 进取革新之精神 ， 以及实事求是之作风 ， 从而错失良机 ， 客观上铸成了一个流行病学范畴的重大系统性漏洞 。 教训极其深刻 。 对此 ， 世卫组织很有必要认真反思 。三、在对疫情环境下公众如何使用口罩的问题上 ， 其循规蹈矩但存在诸多缺陷的使用指南造成各地政府与公众的困惑甚至无所适从 ， 客观上对新冠疫情的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 。新冠病毒传染性强 ， 主要传播途径是呼吸道飞沫传播 ， 因此 ， 佩戴口罩是保护自己免受病毒感染和减少甚至切断病毒传播的最经济有效的手段 。 各地实践证明 ， 在有疫情风险的情况下 ， 即使是非从事医务工作的健康民众 ， 也应该佩戴口罩 。 然而 ， 口罩增大了呼吸阻力 ， 降低了空气流量 ， 容易造成缺氧 ， 因此不分场合地滥戴或长时间佩戴口罩有副作用甚至危险 。 因此 ， 准确完整清晰的信息对疫情防控和公众生命安全至关重要 。然而 ， 在世卫组织针对新冠疫情发布的口罩使用指南中 ， 却明确建议健康的普通民众只需在两种情况下佩戴口罩：1、照顾新冠病人；2、咳嗽/打喷嚏 。 换言之 ， 指南主张普通民众在除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其他环境包括公共场合都无需佩戴口罩 。 这明显与中国的经验不符 ， 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抗疫实践不一致 。 而且 ， 缺乏必要的风险提示 。数据显示 ， 虽然东亚地区（含中国、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出现的疫情较早 ， 但疫情控制的效果总体优于任何其他区域 ，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 就是民众对佩戴口罩要求的广泛接受和自觉配合 ， 这显然对遏制疫情扩散起了决定性作用 。 有研究表明 ， 东亚地区的社会共性因素很多 ， 如传统东方文化中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 ， 趋于保守求稳 ， 更愿意顺从 ， 流行集体主义 ， 没有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等 。 在这样的环境下 ， 东亚地区的政府和卫生组织自然而然地重视佩戴口罩 ， 而民众也对各类口罩措施和隔离政策一呼百应 ， 全民行动水到渠成 。相比之下 ， 早期只有零星病例的欧洲、美洲地区却出乎意料发展成疫情的重灾区 。 分析起来 ， 显然与大批民众不配合不愿意不佩戴口罩有很大关系 。 究其原因 ， 不难发现其中的共性因素 ， 即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奉行开放自我的西方文化 ， 民众崇尚自由主义和反抗精神 ， 甘于冒险 ， 国家和集体观念薄弱 ， 强调个人权利和利益等 。 基于这样的社会基础 ， 上有政府和卫生组织对佩戴口罩要求迟疑不决执行不力 ， 下到普通民众不重视不愿意甚至抵触 ， 也就见怪不怪了 。对比东亚地区和欧洲、美洲地区的疫情结果 ，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疫情环境下民众在各种公共场所（交通工具/场所、医院、商场、餐馆、学校、影剧院、办公室等）佩戴口罩与否对疫情应对的巨大差异 。 而如果按照世卫组织的口罩使用指南 ， 则绝大多数人都无需佩戴口罩 。 倘若如此 ， 世界疫情版图无疑将被大幅改写！在新冠疫情中 ， 本不足挂齿的口罩佩戴问题屡屡成为新闻热点 。 例如 ， 各地政府和组织的公众口罩佩戴标准和政策参差不齐 ， 各行其是 ， 而各地民众对佩戴口罩的态度千差万别 ， 甚至大打口水仗；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 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往往被视为异类 ， 受到歧视、羞辱甚至暴力攻击；一些政客、官员在口罩问题借题发挥；在美国 ， 口罩佩戴甚至成为政治对立的新标志 ， 等等 。这其中 ， 除了客观存在的传统、精神文化、信仰、物质条件等差异以及政治干扰等因素外 ， 与世卫组织的工作不到位不无干系 。 因为 ， 当人们对口罩佩戴有疑惑有争议而希望从这个人类最官方的国际卫生专业机构的网站上寻求答案时 ， 才尴尬地发现其提供的公众口罩使用指南居然是不够完整不够清晰不够科学而且缺乏风险提示的 ， 其答案居然与各地成功的抗疫实践不一致 ， 才尴尬地认识到全球在口罩佩戴问题上其实没有标准和权威的答案 。诚然 ， 再完美无缺的使用指南也只能通过各地政府的强力推动和当地民众的积极配合方能发挥作用 ， 世卫组织自身既不可能包办代替 ， 也无力扭转乾坤 。 但是 ， 世卫组织未能提供这样一份使用指南 ， 无疑有失职之嫌 。 而正是由于这一备受诟病的使用指南 ， 不仅令许多民众迷惑和无所适从 ， 引发了不必要的争议 ， 而且还影响了口罩的广泛使用 ， 客观上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工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 。6月5日 ， 千呼万唤之下世卫组织终于更新了口罩使用指南 。 虽姗姗来迟 ， 且仍有不足 ， 毕竟走出了第一步 ， 后续我们继续拭目以待 。四、在对新冠病毒溯源和疫情应对的评估调查问题上 ， 对病毒起源、疫情爆发和疫情国际传播等三大核心环节缺乏清晰的定义概念和明确的目标 ， 综合学科的专业和逻辑判断力明显不足 ， 缺乏一个专业性国际组织勇于担当的魄力与决断力 。对于疫情大流行 ， 病毒起源、疫情爆发、疫情国际传播是三个必须调查和回答的关键问题 ， 它们属于三个相互关联又不尽相同的环节 ， 却一环扣一环 ， 形成一个整体 ， 缺一不可 。 没有病毒和人感染 ， 何来疫情；没有人传人 ， 疫情就不可能爆发；若没有国家地区之间人的流动 ， 全球疫情传播和流行也不会发生 。病毒出现 ， 大概率是天灾；疫情爆发 ， 必有人的因素在内；疫情国际传播 ， 属流行病学范畴 ， 人的因素更多 。 因此 ， 任何对新冠疫情应对的评估调查 ， 都应该涵盖这三个方面 ， 并分别着手 ， 同时进行 ， 有任何一方面缺失的结果都是不完整不彻底的 ， 甚至可能误导公众 ， 扭曲历史 。首先是病毒的溯源问题 ， 它无疑非常复杂 ， 争议也最大 。无疑 ， 海内外媒体上充斥着各种荒诞无稽的阴谋论 ， 例如：人工合成病毒制造生化武器 ， 跨国携病毒至特定场合对特定群体投放 ， 不一而足 。 虽然这些蛊惑人心的谎话流言根本经不起推敲 ， 但是或出于政治需要 ， 或由于偏见、愚昧、缺乏常识、不明真相等原因 ， 还是有人愿意相信或沉迷于传播这些谣言 ， 其中包括造谣者本身以及别有用心或投机的政客、官员和无知或热衷于猎奇的民众、媒体 。 除此之外 ， 流言止于智者 ， 世界上绝大多数有理性有科学常识的人 ， 都对那些胡编乱造的谎话流言不屑一顾 。新冠病毒的来源 ， 大体有三种可能：1、完全自然环境下在自然宿主（主要是蝙蝠）身上因环境的临界条件变化出现变异；2、在自然界经中间宿主（若干人类捕捉或食用的野生动物 ， 例如竹鼠、獾、果子狸等）身上发生变异；3、实验室研究对象（来自自然或在研究过程中产生变异）的无意泄露（包括人员、垃圾、污水、实验动物等 。 这与阴谋论风马牛不相及 ， 事实上 ， 世卫组织也并未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 不过 ， 由于疫情首先在中国武汉爆发 ， 因此 ， 大概率病毒源头与当地密切相关 。 例如 ， 中国疫控中心曾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样本中检测到含有新冠病毒核酸 。 当然 ， 最终结论 ， 必须也只能通过科学家和专业人员基于事实对各种来源的数据进行严格的科学分析研究和反复核实方可查明和确认 。 虽然几乎所有顶尖的科学家和疾控专家都认为病毒来自自然界 ， 但是 ， 广义的自然界包罗万象 ， 在人类找到最终答案之前 ， 对任何一种可能性都不应该轻易否定 ， 予以排除 。对病毒溯源而言 ， 确认病毒虽然重要 ， 但毕竟只是揭开谜底的第一步 ， 不宜过分纠缠和解读 。 同样重要的 ， 是必须尽快找到人畜感染的证据和途径（除非能证明无畜感染） ， 建立新冠病毒与人的联系（自然界的病毒据估算有数百万种 ， 绝大多数通常并不对人类构成威胁） 。 只有达到这一步 ， 溯源才算水落石出 ， 人们才知道谁是疫情的始作俑者 ， 也才能有的放矢 ， 采取有效措施切断病毒与人类的“桥梁” 。其次 ， 疫情如何爆发？疫情爆发 ， 通俗地说 ， 就是一般人传人+扩散 。 目前已知的基本事实是 ， 从2019年12月8日起中国武汉出现首例不明肺炎病例 ， 12月底就有基因测序实验室利用病原宏基因组技术mNGS检测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 ， 30日当地医生微信群出现有关病例确诊的传言 ， 次年1月疫情爆发 ， 2月底3月初起 ， 疫情逐渐在全球尤其是欧洲和美国蔓延 ， 换言之 ， 是在中国的武汉 ， 首先打开了新冠疫情的潘多拉魔盒 。问题是 ， 疫情在武汉如何从最初的几例病人到大面积爆发？尽管变异后的新冠病毒在武汉出现 ， 这并不等于疫情必然爆发 。 但在随后短短的几十天内 ， 从几个零星不明肺炎的病人 ， 到病毒被检测确认；从1月上中旬有医护人员陆续感染 ， 11日“可防可控” ， 14日“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 到20日确认人传人 ， 23日封城 ， 最终确诊超过5万人 ， 加上附近区域湖北全省确诊近7万人 ， 死亡4,500余人 。 如此严重的后果必然事出有因 。 是当地特定的温度、气体、水源等自然环境给了病毒扩散的机会 ， 还是知识经验不够医疗资源不足等工作失误所致？是专业技术水平不足 ， 还是上报决策过程延误？专家研究人员看来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 ， 为什么公众总是感觉未能及时充分获知真实信息？已建成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在疫情中似乎悄然无声 ， 而世卫组织却声称该系统发现了疫情 ， 真相何在？有没有官僚主义、渎职、隐瞒等人为错误或失误？由于武汉是疫情最初爆发地 ， 是全球疫情谜团中至关重要的核心节点 ， 因此 ， 查清当地疫情爆发的全过程以及各种因素的因果逻辑关系 ， 对人类能否成功避免或有效控制下一次从未知病毒演变成疫情无疑具有教科书般的重大意义 。显然 ， 包括中国民众在内的全世界都希望尽快得到真实完整的答案 ， 揭开庐山真面目！最后 ， 为什么新冠疫情在几个月时间内就从一个区域性疫情演变成一场国际大流行 ， 人间大浩劫？为何传播路径没能被及时切断？一场疫情能够在短短时间内攻城掠地 ， 横扫全球 ， 揭示了一个简单而重要的结论 ， 即疫情发源地一定是单源头而非多源头的 。尽管一些国家也报告了类似新冠肺炎的早期病例 ， 但到目前为止 ， 绝大多数都是零星的 ， 分散的 ， 尚没有足够科学可靠的证据支持任何其他地方先于中国武汉出现了大规模人传人的结论 。 一般来说 ， 孤立离散的所谓“零号病人”对大流行的调查并无太大意义 ， 它们或许来自恐慌之下出现的虚假或误判病例 ， 或只是“后继无人”的孤例 。 在统计学领域 ， 它们通常无法通过常规的显著性检验 ， 作为干扰或垃圾数据而被剔除 。 真正具有医学统计意义的零号病人 ， 必须是第一个确诊并可跟踪到受病毒传播的1、2、3 。。 号病人 ， 而且最关键的是 ， 能建立起与当地疫情和大流行的联系 。基于已有的数据和常识 ， 包括世卫组织到目前为止的认定 ， 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前后顺序和因果逻辑关系 。 然而 ， 具体的传播路径和模式 ， 以及为何能在世人众目睽睽之下不可思议地得以实现等问题 ， 还有待于研究人员对数据的分析判断 。科学常识进一步告诉我们 ， 个别国家或地区政府的错误和失误绝非改变全局的决定因素 ， 疫情最终形成全球大流行 ， 必定出现了系统性全局性的漏洞和失误 ， 否则无法解释中国之外的疫情何以短时间内在全球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涌现 。 而这一系统性全局性的漏洞和失误 ， 正是从流行病学的角度进行疫情应对评估调查的关键之一 ， 也是世卫组织需要回答的 。全球优秀的科学家和专业研究人员一直夜以继日地工作 ， 各地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上各类数理分析模型也在争分夺秒地运行 ， 试图分析整理收集到的世界各地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信息 ， 厘清和建立病毒基因的演变路径和进化关系 。 无论这些研究结果如何 ， 最终都应能无懈可击地嵌入事件发展的时间轴 ， 能解释各地疫情的因果关系 ， 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除了病毒基因分析研究外 ， 疫情数据分析研究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工业行业专家的参与同样重要 。 新冠疫情大流行是一次天量参数因素在极端复杂条件下动态混合作用而发生的持续事件 ， 只有利用综合学科的研究合力 ， 加上各相关方面的充分参与和积极配合 ， 才有可能真正查清病毒的传播路径和疫情的发展特征 ， 才有可能真正发现国际流行病防疫体系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 ， 以及疫情应对中的人为错误和失误 。显而易见 ， 完整的新冠病毒和疫情应对的评估调查必须全面完整地涵盖病毒起源、疫情爆发、疫情国际传播这三个环节 ， 并厘清三者之间的有机关系 。 不幸的是 ， 从世卫组织的文件和多次表态来看 ， 似乎其至今仍未能清晰深刻地认识和把握这三个环节 ， 缺乏一个专业性国际组织应展现的判断力与决断力 。5月19日结束的第73界世卫组织大会一致通过了由145个国家提出的应对新冠疫情的历史性决议 ， 其中包括呼吁对全球 ， 包括世卫组织本身 ， 的新冠疫情应对工作开展公正、独立和全面的评估 ， 这无疑反映了全人类的主流声音 。为了保证公平透明的结果 ， 调查评估工作应该在世卫组织的框架下进行 ， 但鉴于世卫组织本身也是被调查评估对象 ， 工作委员会及其工作的独立性必须能够得到充分保证 。 与此同时 ， 相关工作应该尽早启动 ， 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原始数据丢失、损坏或人为因素干扰的风险 。世卫组织新冠疫情应对中的四大失误 改革势在必行。反思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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