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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士臣上校|从中印边界冲突反思“不首先开第一枪”的政策

作者按：2017年8月28日 ， 持续两个多月之久的中印边境对峙事件宣告结束 。 彼时作者现役 ， 参与其中 ， 觉得很有必要进行总结反思 ， 遂成《“洞朗事件”复盘与反思》一文 ， 发表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1期 。 近期 ， 中印边界再次发生冲突事件 ， 作者认为这些观点依然适用 ， 再次转发 。
田士臣上校|从中印边界冲突反思“不首先开第一枪”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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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8日下午14时30分许 ， 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 ， 至此始于2017年6月18日的在中国洞朗地区发生的中印边境对峙事件（以下称“洞朗事件”）暂时告一段落 ， 彼时舆论关注的焦点从双方收场是战是和转向双方输赢得失的评估以及未来发生类似危机冲突的可能性及管控措施 。
目前许多评估不乏学者在战略层面的反思和展望 ， 但也有很多是为了满足双方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 ， 关注的更多是双方的“面子”问题 ， 缺少的是对这一事件进行反思和汲取教训等“里子”问题的关注 。 尽管事件结局符合双方需要 ， 但这并不能够应验莎士比亚喜剧“结果好一切就好（Alliswellthatendswell）”所揭示的西方谚语 。
特别是 ， 要跳出这一具体事件 ， 从更加一般的角度分析 ， 现有的国家安全体制和军改后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能否适应新形势下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安全的需要 ， 在观念体制、军地协调、危机处置程序等方面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 策略战术层面实现同样结局是否有更加高效快捷和付出更少的路径？
进行这样反思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发现问题和总结规律 ， 更加准确的分析中国所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 ， 切实提高完善整个国家安全体制运行的模式效率和军地各级各部门“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 。
综合中印双方官方表态和媒体报道 ， 本文选取以下三个核心问题进行复盘反思：第一 ， “洞朗事件”作为一次危机为什么会发生 。 第二 ， “洞朗事件”的处置是否符合危机管理的规律 。 第三 ， “洞朗事件”影响及后续应对 。 中方处置这次危机事件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 本着问题思维的角度 ， 本文不谈成绩 ， 只讲需要反思的问题 。
第一 ， 中印边境对峙的事件时有发生 ， 为什么这次会发生性质如此之严重、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交涉层级如此之高的边境入侵事件？
作者认为 ， “洞朗事件”不是一次偶发事件而是一次必然事件 ， 造成这种状况既有战略层面的原因 ， 也有战术层面的教训 。 一是
在战略层面 ， 尽管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中方累积了战略优势和心理优势 ， 改革开放以来中方综合国力也大大增强 ， 但中方没有把这种心理和物理上的战略优势转化为可以有效封边、控边、固边、稳边的战术优势
。与中方过度消耗己方拥有的战略优势相反 ， 综合大量媒体报道和专家评论 ， 印度战后以来在边境地区一直加紧扩军备战 ， 大量修建基础设施和战备工程 ， 使得印方在兵力配置、前沿部署等方面在质和量上都超过中方 ， 在中印边境一线明显占据战术层面的军事优势 ， 并客观上为其与中方划界谈判提供了坚实的物理支撑 。
田士臣上校|从中印边界冲突反思“不首先开第一枪”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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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 ， 正如有的军事专家分析认为 ， 这些年来中方在中印边境一线作战准备方面效果不彰 ， 或者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 亦或是客观上讲中方把战略重点放到台海东海或南海方向对印度方向无暇他顾 。 尽管中方并没有因为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取得全胜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 但也
没有把己方所取得的综合战略优势转化为一线的备战优势 ， 使得在军事层面双方围绕边境问题的矛盾运动明显朝着有利于印度的方向发展 ， 助长了印方的战略野心和战略冒险行为
。 从这个角度讲 ， 中印边界发生如这次的对峙事件甚至擦枪走火事件是必然的 ， 是早晚都要发生而不是偶发的 。二是在战术层面 ， 由于混淆战略指导和战术规则 ， 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符合中印边境斗争实际的交战规则 。 为一线边境部队制定的交战规则不仅仅是一个战术层面的军事技术规则 ， 需要考虑政策、法律等方面存在的战略要求 ， 比如中印之间达成的双边协议和共识 ， 维护中印关系大局的需要 ， 为两国重大政治外交议程和高层会晤营造良好氛围等等 ， 西方国家军队制定交战规则也都会考虑这些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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