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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属鱼没脑子|王安石与苏轼、司马光的变法之争——师古人之风，见坦荡胸怀


苏轼是否和司马光同一阵营？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个问题涉及到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熙宁变法等多个问题 ， 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 一、王安石与熙宁变法
【我属鱼没脑子|王安石与苏轼、司马光的变法之争——师古人之风，见坦荡胸怀】公元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 ， 王安石发动了旨在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 以发展生产 ， 富国强兵 ， 挽救宋朝危机为目的 ， 史称熙宁变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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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主要有三项内容：一、富国之法（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内容）；二、强兵之法（包括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械监法等内容）；三、取士之法（包括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等内容）
变法充实了政府财政 ， 提高了国防力量 。 但是 ， 由于部分举措不合时宜 ， 在实际执行中也存在一些不良运作 ， 造成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 同时 ， 变法也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 遭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对 。
因改革阻力重重 ， 宋神宗的立场也摇摆不定 ， 王安石两度辞官 ， 并于1076年辞去宰相后隐居江宁 ， 至病逝 。
公元1085年 ， 宋神宗病逝 ， 宋哲宗继位 ， 启用司马光为宰相 ， 新法全部废止 。 二、苏轼与熙宁变法
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 ， 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 ， 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 ， 他认为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 ， 而在于吏治 ， 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推进改革 ， 而不是像王安石那样急功近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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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说 ， 苏轼不是反对变法 ， 而是不赞成新法中的部分不合时宜的改革举措 ， 以及新法执行过程中的不良操作 。 请看苏轼反对之变法内容：
第一 ， 农业改革之青苗法 。 新法把天下民众分为五等 ， 每年由政府分春秋两次按等级贷款给他们 ， 帮助他们渡过“青黄不接”的时期 。 每次贷款要收20%的利息 ， 所以其年利率为40%。
规定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 ， 如果贫者借钱后无力偿还 ， “吏督之急”则逃离四方 ， 保户要分摊赔偿其贷款 ， 富者还要承担“联保”责任 ， “独偿数家所负” 。 这样就造成了“贫者既尽 ， 富者亦贫”的局面 。
如果遇到灾荒 ， 百姓的欠款可以顺延到下次收成时再还 。 但是 ， 连年的灾荒造成百姓旧债未还 ， 新债又增 ， 本息叠加 ， 越欠越多 ， 以至百姓被“积欠”压得喘不过气来 ， 只有逃往他乡 ， 家破人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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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甚者 ， 各级官吏以多贷为有功 ， 假借新法之名 ， 不问民之贫富 ， 强行“抑配”（摊派） ， 徇私舞弊 ， 更进一步逼得百姓无法生存 。
第二 ， 商业改革之市易法 。 国家成立“市易务” ， 低价收购滞销货物 ， 让商贾、行户以田宅、金银等财产为抵押赊贷钱款或物货 ， 半年付息一分 ， 一年付息二分 ， 另纳相当于利息10％的“市例钱” ， 用于市易务官吏们的俸禄开支 。
市易务为了实现多赢利 ， 先动用市易务本钱 ， 从各地客商处“贱买”物货 ， 再“贵卖”给零售商人 ， 同时强迫商户“必买于市易” ， 使“市易务”成了官家的市场垄断机构 。 市易本钱始终处于全额出贷状态 ， 虽有流失 ， 却仍挂在账上 。 同时为了提高政绩 ， 多得奖励 ， 那些无法追回的呆帐、死帐在账面上都不显示 。 这样 ， 上坑害国家 ， 下坑害商户 ， 却肥了市易务的官吏牙人 。
市易务以收息多少来衡量官吏工作的优劣 ， 所以市易务官吏就以多收息钱为能事 ， 有压力就有动力 ， 强买强卖的现象时常发生 ， 引诱民户赊贷的事件也普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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