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拔伞!一个普通农民“黑化”背后的庞大关系网( 二 )


 
2018年8月1日从早上5点开始,由浙江省纪委监委和公安机关组成的办案人员兵分8路,分别在8个小区进行蹲守 。他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是8名在公安政法系统工作的公职人员,而这8个人都和虞关荣涉黑团伙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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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名最终被认定为虞关荣涉黑团伙的头号保护伞,杭州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朱伟静 。他从1998年起担任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局长长达14年,和虞关荣从2004年开始认识,到案发前一直有密切交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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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留置对象成功留置,只是深挖虞关荣涉黑案件背后保护伞的第一步,而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专案组面对的不是普通人,他们大多都在公安政法系统长期任职,熟悉办案业务,对于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十分了解 。专案组从“KTV案件”的处理结果一步步倒查其中的疑问,使得保护伞的情节清晰起来 。
有关部门不同层级的公务人员帮助虞关荣团伙摆平某些案子,都和虞关荣私交密切不无关系 。虞关荣在自己的势力不断壮大过程中,有意通过各种途径结识公安政法系统的公职人员,用金钱铺路,精心为自己编织保护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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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关荣在钱塘江边有一座名叫“荣斋”的私人会所,就是他和各路公职人员联络感情的场所 。朱伟静、徐杰、沈伟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 。在“荣斋”,每顿饭花费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 。从2004年开始,朱伟静先后接受虞关荣宴请100多次,并收受钱物价值154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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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诸如云南孙小果案、湖南操场埋尸案等诸多涉黑案件不断侦破,都反映出一个共性问题,有黑必有伞 。虞关荣涉黑团伙一步步做大做强,而且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本应对涉黑团伙进行查处打击的有关部门不仅没有履行职责,反而为其摆平麻烦、逃脱罪责 。如今回顾虞关荣团伙的成长路径,从他一开始起步,就处处离不开保护伞的庇护 。 
这是一份非常滑稽的费用申请报告 。打报告的是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合同管理部,内容是“土方外运支付保护费1100万元” 。至于一家央企为什么需要支付“保护费”,这一切还得从2003年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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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滨江区的开发建设不断推进,征地拆迁工作成为当时各个街道的工作重点,同时也是难点 。2003年,时任浦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的赵荣良,在推进新生村征地拆迁项目时,工作遇到了阻力,这个时候,在他人的推荐下,赵荣良找到虞关荣,让他协助征地拆迁工作 。
这样,虞关荣成了“能人”,赵荣良的几任继任者也都请来虞关荣来搞征地拆迁 。虞关荣凭借自己在村子里的威慑力,为街道解决了难题,自己也轻松拿到了90万元的拆迁费 。通过拆迁从街道赚到了钱对虞关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发现自己通过拆迁和街道干部捆绑在一起 。
随着翅膀越来越硬,虞关荣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已经不再满足于只从协助拆迁中赚钱,参与到“土地使用权”“土石方清运”等违法经济活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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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虞关荣为了逼迫承包二标段土石方清运的陈生祥提高价格,指使手下华峰平将其砍伤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陈生祥的公司进场施工 。于是,虞关荣又故技重施,再次上演围堵工地的一幕 。
在得知虞关荣团伙已经将陈生祥砍伤后,赵荣良非但没有制止虞关荣围堵工地的做法,却约谈项目承建方中铁隧道集团彩虹快速路项目部,要求项目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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