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忻州|二人台背后的故事( 二 )


二人台可以说是发生在黄土高原的一种深远而广泛的文化现象 , 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 , 绝不简单是一种快乐的愉悦 , 而是一种与生命旋律和谐共生的内容 。 这是因为 , 究其根源人类的传承是建立在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基因延续 。 任何一个地方都具备这样的特质 , 才有了不同地域、民族、种族和国家的文化性格和独立精神 , 才有了区别于其他人的个性 。 从形式上讲 , “二人台”就是一个地方小戏剧种 , 历史上既没有官方的重视 , 也没有达官显贵的参与 。 但它承载的功能却是当地社会学意义上的历史存在和人文价值 。 因此 , 才也有了当地人们那种痴心痴情的热爱和自觉自愿的传承 。 满华是作家 , 自然有他独特的理解和感受 。 面对这样一个有历史背景 , 有环境画面 , 有事件情节 , 有人物典型 , 有生活气息 , 有作品传世 , 有艺术美感的题材 , 他是敏感而激动的 。 最重要的是 , 生他养他的土地 , 和陪伴他长大的文化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魂牵梦绕的二人台 , 可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相伴 。 作为一个贴近生活 , 贴近百姓的乡土作家 , 在他笔耕不辍的思考中 , 那种精神的追寻 , 一直在黄土地上穿行 。 《走西口》的大作尚未杀青 , 他的激情早已定格在他“亲亲的二人台”上了 。 这是一种情感归宿 , 也可以说是一种宿命 。 可以说 , 二人台对他的塑造 , 成就了他对二人台的塑造 。
以小说的形式来完整呈现二人台的历史画卷和文化场景 , 似乎比一般的生活描写更加不易 。 特别是要把人物的一般性格和艺术情景下的角色个性结合起来 , 把声情并茂的艺术状态用抽象的文字语言表现出来 , 把碎片化的点状艺术形式以历史文化风貌的使命系统地梳理展示出来 , 把有形的环境和无形的思想追求有机统一起来 , 这确实要靠的不单是文字的驾驭能力和语言的表现能力 , 而是一种对历史、社会、文化、艺术的整体把握 , 其核心动力是社会的担当和责任 。 二人台不是大的艺术门类 , 作为地方性小剧种 , 它的诞生、成长、传承 , 都是民间自己生存套路 , 如同小说中“土豆花”、“果子红”两个戏班的名称 , 以来自黄土高原最具代表性的土豆花和海红果来定位 , 朴实、坚韧 , 以顽强的生命力 , 宣示着存在的价值 。 二人台作为一种艺术的存在 , 同样要经历有传承、有发展、有变异、有消亡的过程 。 它的前世今生始终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 也在最本质地表现着社会的真实现象 , 表现着最鲜活生动的人性力量 。 展望作品 , 如何既现实又典型地展示历史的真实和文化的精彩 , 通过对一种艺术形式的生活化描写 , 似乎更容易接近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 。 更能典型抓取最富魅力的历史瞬间和文化节点 。 这其中的价值 , 既有文学精神的探索 , 又有对一种文化现象的历史钩沉 。
席满华先生的这部小说 , 以“我亲亲的二人台”定名 , 直接点透了二人台艺术的真谛——言情 。 因为这份情 , 远隔千里不算遥远 , 离别的岁月不再空虚 , 相伴的日夜倍感珍惜 。 借景喻情 , 对物抒怀 , 所有的悲欢离合、是非曲折都因情而起 , 因情而解 , 因情而动人 。 而对于作者本人 , 更是体现着二人台和自己的亲缘关系 , 体现着不离不弃、难舍难分的世纪之恋 。 所描述的两个戏班 , 不同的戏路 , 不同的性格 , 又有着类似的恩怨情仇与悲欢离合 。 地域的差异 , 带来文化的差异 , 文化又塑造着鲜明的人物个性 。 这一切真切细腻的情感体现 , 放在“走西口”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 , 放在苍凉悠远的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当中 , 让二人台那一声声的委婉 , 一曲曲的倾诉 , 一段段的悲壮 , 留下真情的写照 , 也留下带血的历程、含泪的见证 。 《我亲亲的二人台》从名字开始就体现了二人台的基因特征 , 很煽情地开始了他的动情讲述 。 讲故事是席满华先生的特长 , 把故事讲成一个文化脉络 , 是席满华先生的能力 , 让这种小文化成为大历史的写照 , 是席满华先生的魄力和格局 。 他把文学的表现力发挥到极致 。 我们感受到的文风是那份土生土长的朴实和厚重 , 那种艺术描写所特有的乡土幽默与自然 。 故事游走的路径 , 就是一条走西口历史的印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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