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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遗产：田野中的家国情怀（文明之声）( 二 )


凝结人与自然的相处经验
运用文化景观的方法和视角重新认知乡村遗产的价值 ， 将乡村视为变化着的活态景观系统 ， 注重挖掘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土地利用模式、景观内涵和文化观念 ， 是近年来乡村保护的一个重要突破 。
对当地居民来说 ， 乡村文化景观是他们悉心培育的结果 ， 蕴含着他们和自然共处中摸索的生存智慧与相处模式 。 在西南地区的一些村落中 ， 我们可以看到当地居民对各类自然要素的灵活运用 ， 包括气候、土壤、水体、石材、动植物等 ， 如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榕江大利村古建筑群、石阡楼上村古建筑群等 。 与之互为表里的是敬畏自然、亲近自然的观念 ， 这是他们所秉持的遗产观念 ， 或者说一种生活态度 。
贵州石阡县楼上村就是典型代表 。 贵州省地形以山地为主 ， 拥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 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丰富 。 楼上村 ， 不同于侗寨苗村 ， 是典型的汉族移民村寨 。 明弘治六年（1493年） ， 一支源自江西的汉族周氏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移民潮中辗转入黔 ， 最终定居于贵州思南府寨纪（楼上村古称） 。 楼上村在与廖贤河保持距离的山坡处选址 ， 坐拥大片梯田 ， 其间的山水草木 ， 不仅给予了人们基本的生存载体 ， 还为人们提供了丰富便利的物质材料 。 龙洞湾、天福井、野猫洞等天然泉眼 ， 是楼上村民主要的耕作与生活之源 。 村民以分导建渠的方式 ， 依循着地势与水源高程的差异 ， 将耕地分为稻作、旱作分片轮作 ， 有序合理地保证了不同空间和时间下水和土地的有效利用 。
2008年 ， 楼上村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 2012年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 2013年 ， “楼上村古建筑群”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在编制楼上村国保单位的过程中 ， 编制团队通过探析村落的地理载体、生物圈层、人文圈层等几个物质层级与生产生活的关系和作用 ， 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核心遗产价值 ， 这就使保护范围不再局限于国保名单上的几处重要建筑 ， 还囊括了建筑空间、田园山水与自然环境 。
辩证认识乡村遗产的保护价值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一直在发生变化 。 当社会生产力得到提升 ， 乡村空间变得更加开放 ， 城乡关系发生转变 ， 乡村的边界伴随着人员的流动而无形扩展 。
进行乡村遗产保护 ， 我们需要将它放在城乡关系的视角下进行定位 。 明清时期 ， 商业氛围有所改善 ， 江南市镇经济发达 ， 不少乡村集市朝着市镇方向发展 。 在北方 ， 山西商人开始从乡村走出 ， 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晋商 。 在中后期以平遥、太谷、祁县等为中心开展金融商业活动 ，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流动 ， 反哺家乡成为当时晋商的“乡愁” 。 在频繁的城乡往来中 ， 乡村向城镇“破界”的可能增大 。
比如位于浙江兰溪的诸葛村 ， 历史上 ， 诸葛村所在兰溪是浙中西水运枢纽 ， 这一区域自古多产药材 ， 依靠着便利的交通 ， 兰溪成为重要的中药材集散地之一 。 诸葛村村民借由水运条件 ， 在勃兴的兰溪药业中脱颖而出 ， 其营生开始突破既有的村落空间限制 。 诸葛村位于永昌、志棠、双牌、檀村等大村之间 ， 占据了中心集市的位置 ， 村内的商业同时发展了起来 。 可以说 ， 中药业、商业和农业的并行 ， 塑造了诸葛村的文化面貌 ， 城乡间互动更加频繁 。 从其古建筑与村落格局可见 ， 业态的更新与诸葛村乡村遗产的成型和发展有着紧密联系 。
上世纪90年代后 ， 诸葛村试行对外旅游开放 ， 主动保护村内文物 ， 在村两委的带领之下 ， 逐步走出了一条旅游利用、文物保护和社区发展的融合之路 。 诸葛村党支部书记回忆 ， 在开放旅游的初期 ， 村里就派人赴上海开展旅游宣传活动 ， 每天随身带着沉重的宣传资料 ， 逢人便介绍诸葛村 。 此后 ， 面对保留下来的明清至民国古建筑群 ， 诸葛村还成立了古建修缮队 ， 积极向村民宣传文物保护的观念 ， 开发文创产品 ， 号召村民参与到对家园的共同维护当中 。 2018年 ， 诸葛村带动400余位当地村民直接从事旅游业 ， 年接待量达60余万人次 ， 旅游年综合收入破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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