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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王鸿生：以叙事让沉默者发声，让彼此陌生的经验碰头，重新“为时间塑形”( 三 )


?从重构、拓展善恶美丑的历史经验 ， 到认知方式和社会伦理-政治功能的影响；
?从现实与理想的相互参照、批判 ， 到现实性存在与想象性存在的相互渗透、生成；
?从感觉、记忆、情感、语言、存在等未知领域的勘探 ， 到生活真理的探索、发现；
……
虚构叙事的重心始终在 “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界面 ， 审理和催化着生存活动的意义及其价值能量 。 尤其在构筑“共同体”生活方面 ， 虚构叙事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 “故事”的流传和译介 ， 不仅深化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感知和有效交流 ，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和提升了人的类意识、悲悯感、同理心 。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分裂、冲突的时代 ， 团结、友谊已成为重大哲学命题 ， 虚构叙事能否通过“介入”与“超越”方式来提供民族的和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话语 ， 当是判断小说是否够得上“伟大”的基本尺度之一 。
文学报|王鸿生：以叙事让沉默者发声，让彼此陌生的经验碰头，重新“为时间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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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上谈论的是虚构叙事的实践纬度 ， 那么接着要面对的就是虚构叙事的语言纬度了 。 众所周知 ， 语言的及物/不及物问题 ， 是当代西方叙事理论持续难解的一大困境 。 所谓 “及物” ， 无非是基于对语言的习惯性依赖 ， 相信叙事有“再现”事物的能力；所谓 “不及物” ， 则与之相反 ， 认为由于符号系统自给自足地封闭于自身 ， 所以任何叙事都不可能抵达真实 ， 语言创造的只是它自己的世界 。
正是因为持后一种符号学立场 ， 罗兰·巴特策动了著名的“写作革命” ， 将“可写的文本”置于“可读的作品”之上 ， 并宣告了“作者的死亡” 。 他认为 ， “叙事的功能不是‘再现’ ， 它是要构成一个让我们感到极其暧昧不明的场面 ， 但这个场面无论如何不是模拟的” ， “叙事中‘所发生的’事从指涉（现实）的角度来看纯属乌有 ， ‘所发生的’仅仅是语言 ， 语言的历险 。 ”在《写作的零度》《S/Z》等著作中 ， 巴特提出了一种现代“写作伦理学” ， 即“形式的道德论” 。 在这一写作观看来：“文本”是符码的“编织物” ， 和纺织女工手中的活计一样；“每个线头 ， 每个符码 ， 都是种声音 ， 这些已经编织或正在编织的声音 ， 形成了写作”；“文本不是传达单一‘神学’意义（作者-上帝的‘信息’）的一行行词句 ， 而是一个多维空间 ， 在这个空间里各种各样的著述相互混合、相互冲突 ， 却无一是本源 。 文本是从不计其数的文化中心抽取的一套引文” ， 由此巴特确认 ， “文学变成了言语活动的乌托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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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
在对罗兰·巴特的写作伦理观提出质疑前 ， 应充分肯定活跃在其理论中的法国人特有的自由探索精神 。 将叙事归于“符码编织物”、“一套引文”、“被打碎的能指颗粒的流荡”或“言语的乌托邦”等等 ， 其实都有相应的符号学理据 ， 虽然符号学的理据并不足以解释 “叙事”活动的“化生”特质 。 巴特的问题意识 ， 除了认为古老的语言再现世界、再现真理的观念已烟消云散外 ， 主要还是感受到了文学的现实危机 ， 即一种超个体的“生产/消费”机制的令人恐惧的威胁 。
1936年 ， 本雅明即在《讲故事的人》中预言了“故事的衰落” ， 他认为：一种新的交流形式诞生了 ， 这种新的交流形式就是报纸 ， 它完全控制在中产阶级手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 新闻业是它最重要的工具；如果说讲故事的手艺已变得鲜为人知 ， 那么信息传播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 今天 ， 我们已经陷落在转瞬即逝的“信息”世界里 。 正是由于微博、微信、视频、抖音的铺天盖地 ， 把小说、戏剧、影视逼向了纪元之末 ， 从而迫使那些语言“看护者”或文学“守灵人”不得不另辟“书写”的蹊径 。 在此意义上 ， 罗兰·巴特的“形式道德论”、絮语式片段写作 ， 既可被视为一种 “叙事后撤” ， 又可被视为一种拯救讲述艺术的激进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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