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河卓远文化|乔治·斯坦纳 | 从“言”到“道”的演变,所需要的沉默在哪里?( 二 )


卡夫卡死后九年,正值政治暴行爆发的前夜,勋伯格用这声呼喊为他的《摩西与亚伦》画上句号:“噢,语言,我所匮乏的就是语言 。 ”几乎是同时,修辞(诗人对语言的最主要兴趣)与非人道的政治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成为赫尔曼·布罗赫作品的主题 。
因为他们的语言为贝尔森集中营服务过,因为所有那些事情都能找到语词来表达,并且人因为使用了语词而被击晕,所以许多流亡或逃出纳粹魔掌的德国作家都对他们使用的工具感到绝望 。 在《流亡之歌》(Song of Exile)里,沃尔夫斯克尔(Karl Wolfskehl)宣布,真正的语词,生灵的语言,已经死掉:
无论你们是否有千言万语
语言,语言已经死去 。
博尔奇(Elisabeth Borcher)说:“我拨开星空,发现一无所有,再次寻找依然一无所获,最后才找到一个异域的词汇 。 ”维特根斯坦在语言逻辑分析中仔细地排除了一切感情因素,尽管他阐释的方式特别诗意特别让人想起荷尔德林评价索福克勒斯的语气,以及利希滕贝格的格言;他的分析结论已经成为一个严酷的真理,对于诗人来说则是人性自我毁灭的警告 。 “对于我们无法言说的,我们只有保持沉默 。 ”
这种语言死亡的感觉,语词在非人道行为面前的无力感,绝非只限于德语 。
在1938年政治危机期间,阿达莫夫问自己,成为一名作家这个想法是不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欧洲文明中作家是否能够再用一种有活力的、人性化的语言来写作:
人们不应该再去亵渎“上帝”这个字眼 。 长久以来,“上帝的频繁使用,早已使它失去意义,变得空洞、冷漠……语词,这些意义的守护者不再永恒,不再无瑕……如人一样,它们也会遭遇苦难……一些幸存,一些消逝……在茫茫黑夜中,一切都变得模糊:没有名字,没有形状 。
当战争开始时,他写道:“陈旧、俗套、归档的语言,成为语言的残骸、幻影:每个人在双腭间乏味地咀嚼、反刍语言的声音 。 ”
下面这段话出自尤内斯库最近发表的《日志》(Journal):
似乎是通过与文学打交道,我就用尽了一切可能的象征,但都没能够真正穿透它们的意义 。 它们对我来说已不再重要 。 语言已经扼杀了意象,或者掩藏了意象 。 语言的文明是发狂的文明 。 语言创造出混乱 。 语言不是文字……事实上语言任何都没有表达,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内心最深层的体验 。 我越想解释自我,我就越不理解自我 。 当然,并不是任何事都不能用语言表述,只有鮮活的真理,语言才不能表达 。
最后两句话和霍夫曼斯塔尔笔下的布尔的话完全呼应 。 作家——顾名思义,既是语言的主人又是语言的仆人——说,鲜活的真理不再能够言说 。 贝克特的戏剧中就一直回荡着这个观点 。 这个观点发展了契诃夫有效语言交流几乎不可能的看法,它在重压之下走向了沉默,走向了一出“无言剧”(Act Without Words) 。 很快就会出现一言不发的戏剧,剧中角色都努力想表达语言的愤怒或语言的无用性,结果那些声音都变成了胡言乱语,或者在他们怪象的嘴中死去 。 一旦第一句清晰的言辞说出,也就到了幕终的时刻 。
可能是受海德格尔以及海德格尔注疏荷尔德林的影响,法国语言哲学最近也赋予了沉默特殊的功能和显赫的地位 。 帕兰(Brice Parain)认为,“语言是通往沉默的门槛 。 ”勒菲弗尔(Henri Lefebvre)发现,沉默“立刻存在于语言当中,无论是在近处还是远处” 。 他关于语言的大多数理论都建立在模式化的沉默之上,否则就使用一种连续、因此是没法破译的语言符号 。 沉默“是普通语言之外的另一套语言”,但它是有意义的语言 。
这些对于逻辑学家来说并不是可怖的幻想或悖论 。 诗人是该言说还是沉默,语言能否满足他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 “奥斯维辛之后便没有了诗歌,”阿多诺如是说;西尔维娅·普拉斯用非常戏剧化、非常真诚的方式地演绎了这句话的深层内涵 。 我们的文明带来了非人道,宽恕了非人道,我们与那些熟视无睹的东西狼狈为奸;这样的文明是否会丧失对我们称之为文学的这一必不可少的文明奢侈品的拥有权?不是永远丧失,也不是每个地方都会丧失,只是在此时此地丧失,就像一座被围攻的城市,丧失了对城墙之外自由的清风和清凉的夜晚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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