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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堡“病毒暗史”:起底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二 )


在获得石井四郎的研究资料后,德特里克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发展迅速 。NPR的报道指出,上世纪50年代,生物武器计划是五角大楼最机密的项目之一,该项目的重点在于研发可对付敌军以及动植物的生物制剂 。 
疯狂的生物研究 
1956年,德特里克营地首次被联邦政府指定为和平时期进行生物研究的永久性研发设施,并更名为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该设施的任务是继续进行生物学研究,使得美国的生物战水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军在德特里克堡开展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试验,如美军在一项生物战计划中试图通过飞机或直升机释放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来攻击敌国 。资料显示,德特里克堡当时每月能够生产50万只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而美军对此还不满足,计划将这一数字提高到惊人的每月1.3亿只 。 
除了把“无孔不入”的蚊子当作武器,德特里克堡还研究了许多可用于摧毁作物或树木的病原体,甚至研制了多种生物毒素并在纽约等本国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进行模拟作战试验 。 
《纽约时报》1975年披露称,美国国防部一位名叫桑塞尼(Charles Senseney)的工程师表示,自己曾参加过德特里克堡陆军实验室对纽约的“脆弱性研究”,该研究旨在测试生物战的危险性 。 
桑塞尼声称,德特里克堡的工作人员受美国陆军和中央情报局(CIA)的指示,在1966年或1967年于纽约的两条地铁线路轨道上投掷了一种装有模拟生物毒素的“灯泡” 。 
桑塞尼指出,“灯泡”爆裂后,地铁列车经过产生的气流带动模拟生物毒素沿着铁轨传播,“在两列地铁经过后的短短时间内,模拟生物毒素就已经从第15街扩散到了第58街 。” 
然而,纽约项目只是德特里克堡众多试验的一部分 。桑塞尼坦言,德特里克堡的工作人员还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一道秘密地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一栋建筑的供水系统中投放了一种有色染料,以此测试在建筑物的供水系统投放生物武器后该建筑居民的死亡或致残速度 。 
与此同时,德特里克堡还曾进行利用药物控制人类精神的研究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去年9月披露称,中央情报局于20世纪50年代在德特里克堡进行了精神控制研究,该机构秘密行动局负责任人杜勒斯(Allen Dulles)将其命名为“蓝鸟” 。 
1951年,杜勒斯(Dulles)聘请了化学家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来推进精神控制项目研究 。后者被《首席投毒者:戈特利布和中情局对精神控制的追寻》一书的作者斯蒂芬·金泽称为“美国的约瑟夫·门格勒” 。门格勒是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医师” 。 
戈特利布将各种精神药物进行组合,并结合电击,对秘密拘留所的囚犯进行精神控制实验 。 
报道指出,1954年,肯塔基州的一名狱医隔离了7名黑人囚犯,连续77天给他们注射“两倍、三倍、四倍”剂量的致幻剂 。无人知道这些受害者的下落 。他们或许也对自己“被参与”的中情局项目一无所知 。 
而在另一项实验中,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士兵在被注射镇静剂后,又被迫服用强效兴奋剂,当他们处于虚弱的过渡状态时,德特里克堡的实验人员又将他们置于高温和电击环境中,试图以此控制他们的精神 。 
“这是美国政府对人类进行的最可怕的实验 。”Politico写道 。 
然而,在1973年,围绕德特里克堡与中情局精神控制项目的大部分记录被销毁 。 
被掩盖的死亡真相 
就在德特里克堡大肆进行各类恐怖试验的同时,实验室内外事故频频发生,污染物泄漏、动物死亡、员工离奇死亡、居民患癌……一系列的事件令美国民众震惊 。 
《纽约时报》于1975年9月20日和21日连发两篇报道,揭露美国陆军曾掩盖3名德特里克堡平民雇员的死亡原因,三人均在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蹊跷暴毙 。 
微生物学家博伊尔斯(William A. Boyles)的女儿哭诉称,他父亲生前曾在德克里克堡工作,1951年死于一种“罕见疾病” 。刚刚发病时,他被陆军医生诊断为普通感冒,但随着病情恶化,陆军医院却拒绝收治他,他被迫入住当地医院,随后陷入昏迷并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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