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国学讲堂|“他是当之无愧的东方之子”——梁志刚回忆恩师季羡林( 二 )


1979年暑假 , 先生应邀到天山南北参观讲学 。 当时我在新疆戍边 , 先生让人通知我到新疆大学图书馆见面 。 6年多未见 , 季先生已经须发如雪 。 但他精神矍铄 , 步履矫健 , 一副老树逢春的样子 , 好像一下子年轻了10岁 。 季先生把我介绍给新大的校长和老师 , 请他们关照我的学习和研究 。先生告诉我 , 自己身体很好 , 心情愉快 , 每天忙着开各种会议 , 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 只能利用每天凌晨到上午上班前的几个小时从事翻译和写作 , 开学还要带几个研究生 。 虽然忙忙碌碌 , 但不觉得累 , 因为思想负担彻底解除了 , 生逢盛世 , 唯一的愿望就是多活些年 , 多作些工作 。 先生是这样说的 , 更是这样做的 。 我虽远在边陲 , 仍能不时在报章上读到他新发表的散文和访谈录 , 读到他新译的印度古代伟大史诗《罗摩衍那》 , 读到他主持的《大唐西域记》今译和校注工作以及四库全书存目图书编纂工作取得进展的消息 。 来自先生身边的好消息如同一只只报春的燕子 , 让我喜悦 , 催我奋进 。
季羡林国学讲堂|“他是当之无愧的东方之子”——梁志刚回忆恩师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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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与学生在一起
几年后 , 季先生来乌鲁木齐主持第二次敦煌吐鲁番学学术讨论会 , 我们在昆仑宾馆又见面了 。 那一天会议休息 , 代表们游览天池去了 , 先生留在宾馆约见我们这些在新疆工作的学生 。 繁忙的会务加上旅途劳顿 , 先生累病了 。 见到大家 , 他仍很高兴 。 他让著名藏学家黄文焕介绍会议情况 , 黄先生告诉我们 , 近年来 , 敦煌吐鲁番学和古代藏文典籍研究在世界上已成为显学 , 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内急起直追 , 逐渐打破了西方学者的垄断 。 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会议上来 。 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声望在我们与西方学者的合作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他在大会发言中提出古代东西方文明源流问题的论断 , 为中国人争了光 , 令中外学者叹服 。
1987年初 , 我从边疆回到北京 , 春节去给先生拜年 。 先生听说我在温泉安顿下来 , 很高兴 。 他说:“ 那个地方我去过 , 很美 。 等天暖和了 , 我和王树英、薛克翘一起骑车去找你 , 咱们爬山去 。 ”那时先生常骑一辆旧自行车在校园里来来往往 。 清代大学者袁枚有诗云:“ 八十精神胜少年 , 登山足健踏云烟 。 ”说的大概就是这种精神状态吧?尔后 , 每隔一两年我都去看看先生 , 每次造访个把小时 , 鲜有不被其他来访者打断的时候 。 先生实在太忙 , 教学工作、校务工作、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外事工作 , 还有各式各样的学术活动 , 忙得不可开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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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内骑单车的季羡林
然而之后这段时间 , 先生的几位亲人相继逝去:先是师太——长先生8岁的婶母 , 这位老人和先生共同生活了几十年 。 这是一位十分慈祥、十分勤快的老人 , 记性又好 。 季家每年接待来访者恐怕不下数百人 , 她还记得我这个学生来自新疆 , 每次来访师太都用莲藕为我烧制风味独特的家乡菜 。 接着 , 大师姐——先生的长女婉如过早地离去了 。 再后来 , 同先生风雨同舟相濡以沫60寒暑的师母彭德华 , 在久病之后撒手人寰 。我真担心已届耄耋之年的先生经不住这接二连三的打击 , 可先生终于从生离死别的悲痛中走过来了 。 恰似他的故乡山东临清大地上那棵有名的五样松 , 在垂暮之年经历了一场大火 , 仍然枝繁叶茂、黛色逼人 , 巍然矗立 , “无穷的精力在心里汹涌 , 傲然面对一切的挑战” 。 先生还是每天凌晨四点准时起床 , 一下床就坐在书桌旁边 , 心里安安静静 , 一下子进入角色 , 拿起笔来 , 文思如泉水喷涌 , 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子 , 锐不可当。 “庾信文章老更成 , 凌云健笔意纵横 。 ”不 , 先生是20世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 他手里这支笔 , 岂是生活在1400年前的古人庾信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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