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美国发动一场“战争”，影响全球半导体产业20年( 五 )
作为Cadence的支持者 ， 美国著名技术作家丹·吉尔莫尔甚至抛出一个极具挑衅性的问题：“公司是否应该被处以死刑？”
但在换工作如同换衬衫的硅谷 ， 科斯特洛并没有赢得多少同情和支持 。 在“硅星人”看来 ， 诉讼手段很LOW ， 靠创新赢得市场 ， 才光荣！
很多当地的采访人员和客户指责科斯特洛 ， 利用法院 ， 殴打弱小的对手 。 芯片制造商S3的一位客户还给他发来一封言辞激烈的邮件 ， 上面写道：
“故意在法庭上搔首弄姿 ， 你这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 ”
Mentor公司CEO沃利·里内斯评价：
“这不过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争斗！”
更多的人则认为 ， 双方都很肮脏 ， 科斯特洛制造了一种令人抓狂的气氛 。 “乔的立场是 ， 他们偷了代码 ， 应该倒闭 。 但业界对此并不认同 。 ”
连董事会、客户和朋友 ， 也都纷纷敦促他 ， 放下执念 。
徐建国更是不忘在《商业周刊》上补刀：
“我能理解 ， 他们为什么更喜欢讨论我 ， 而不是Cadence……因为Avant!产品的性能大大优于Cadence 。 ”
舆论的质疑、对手的嘲讽、身边人的不解……令科斯特洛肝肠寸断 。 万念俱灰的他 ， 最终在1997年离开了Cadence 。
理由是 ， 与Avant!之战 ， 令自己感到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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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特洛的退出 ， 并没冲淡两大EDA公司的火药味 。
1996年 ， 在律师的建议下 ， Avant!采用“洁净室”手段 ， 重写了涉嫌侵权的代码 ， 并将新一代产品命名为Aquarius 。
徐建国和他的团队 ， 极力想洗脱这场官司和罪名 ， 并宣称 ， Avant!致力于以更先进的超深亚微米技术 ， 来解决客户最棘手的问题 。
“我们希望Cadence可以将法律纠纷抛诸脑后 ， 在开放市场中竞争 。 ”
但Cadence认为 ， Aquarius不过是ArcCell的重命名版本 ， 对Avant!穷追不舍 。
事实上 ， 自1995年底发起民事诉讼来 ， Cadence便不遗余力 ， 寻求法院的支持 ， 以禁售Avant!的相关产品 。
更令徐建国生气的是 ， 1997年4月11日 ， 圣克拉拉县检察官芬克尔斯坦向法院提起了刑事诉讼 。
行动前 ， 芬克尔斯坦通知了Cadence律师 ， 却没有告之Avant! 。
消息传出的当天上午 ， Avant!股票短短三分钟成交45万股！
此后几个交易日 ， 股价狂泻50% 。
这彻底激怒了徐建国 ，
“我要为此战斗至死！他们可能不知道 ， 自己在跟谁打交道 。 ”
一位高管事后回忆道 。
愤怒的徐建国 ， 不惜代价 ， 组建了一支豪华的辩护梦之队 。
这些旧金山湾区最顶尖的商业律师 ， 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焦土战役 ， 运用各种手段 ， 先后让三位法官离开 。
徐建国还聘请著名媒体顾问 ， 曾帮助克林顿度过白水门危机的马克·法比安尼 ， 发起了一场广告战 。
这排山倒海般的阵势 ， 虽然有效阻挡了Cadence的进攻 ， 但也仅仅只是阻挡和延缓 。
毕竟 ， 理亏的一方是Avant! 。 而Cadence也从没打算放过它 。
1997年9月 ， 美国上诉法院判令Avant! ， 禁止销售ArcCell系列产品 。
一年后 ， Aquarius也遭到禁售 。
即便如此 ， Cadence依旧不依不饶 ，
继续将目光投向Avant!的最新一代产品Apollo ， 甚至是更先进的下一代产品Astro 。
更“难缠”的还有检察官芬克尔斯坦 ， 为了推进案情 ， 他转而采取大陪审团方式 。
原告方的坚持不懈 ， 令Avant!精疲力竭 。 整个2000年 ， 徐建国目光东移 ， 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台北和上海两地 ， 逐渐淡出硅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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