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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晚年汉匈战争为何败绩连连

莲悦/文
汉武帝晚年（公元前103年—公元前90年） ， 汉王朝组织了4次北击匈奴的大规模战役 ， 几乎都以汉军的失败告终：公元前103年 ， 赵破奴将2万骑兵出塞 ， 全军覆没 ， 赵破奴被匈奴生擒；公元前99年春 ， 李广利将3万骑出塞 ， 先胜后败 ， 斩杀匈奴万余之后 ， 大军被困 ， 损兵2万左右；同年秋天 ， 名将李广之孙李陵领5000步卒出塞 ， 全军覆没；公元前91年春 ， 汉军兵分四路 ， 步骑共计21万出塞 ， 全部无功而返；公元前90年春 ， 汉军兵分三路 ， 步骑共计14万出塞 ， 李广利军7万人全军覆没 ， 李广利投降匈奴 。对武帝晚年汉军在汉匈战争中的失利 ， 一般归因于两点：从宏观层面来说 ， 这个时候的汉王朝经过数十年的对外征伐 ， 已经到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悲惨境地 ， 国家实力已经不支持这样大规模的战争了；从微观层面来说 ， 武帝任人唯亲 ， 重用自己的小舅子李广利 ， 而李广利从汗血马战争到贰师兵败 ， 屡败屡战 。现在 ， 我打算换一个角度 ， 从政治模式来分析汉武帝晚年的汉匈战争为何都以失败告终 。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时代的政治模式是什么？伟人曾经说过 ， 中国“百代都行秦政制” 。 所谓“秦制” ， 本质上即是“法家之制” 。 这种制度体系的核心是“高度集权” ， 从官僚系统的设置到思想舆论的控制 ， 都是为了确保君主能大权在握、乾纲独断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 ， 到汉武帝登上皇位 ， 80年的时间中 ， 华夏大地由“乱”到“治” 。 然而 ， “文景之治”的治世却并不是秦皇汉武理想中的“盛世王朝” 。西汉王朝文景时期“内忧”“外患”：在内 ， 相权尊大 ， 丞相在朝堂上能有效施为 ，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君权；在外 ， 匈奴虎踞北方边境 ， 并在军事和政治上力压汉王朝 ， 迫其以和亲换取和平 。历史演进至汉武帝时代 ， 武帝开始着手解决文景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从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到公元前119年的决战漠北 ， 汉武帝用了15年的时间北击匈奴 ， 取得辉煌战绩 ， 让匈奴退至漠北 ， 以此解决了国家的“外患”；与此同时 ， 汉武帝用“推恩”之策大力削藩 ， 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 并用内朝制度架空相权 ， 实现个人的大权独揽 ， 以此解决文景时期的“内忧” 。汉武帝是成功的 ， 在击败匈奴的同时 ， 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 。 到武帝执政的中后期 ， 班固在《汉书》中这样点评这个时期的丞相：“在蔡（李蔡）至庆（石庆） ， 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 ， 至贺（公孙贺）、屈氂（刘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 。 ”大权独揽的汉武帝走向了自己人生的暮年 ， 并再度发动了北击匈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 。 然而 ， 历史回报汉武帝的不再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 ， 反而是无法挽回的失败 ， 国家也在北击匈奴的连连败绩中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汉武帝执政初年 ， 虽然因为相权的有效施为 ， 皇权还没能实现绝对的集权 ， 但相权对皇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分制 ， 也给官员们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自由言说的空间 。 在《史记》和《汉书》中 ， 这个时期我们还能看到一些敢于说真话的臣子 ， 比如汲黯、董仲舒 。在《史记.汲郑列传》一开篇 ， 便记录了汲黯矫制赈灾之事 。 这个时候的汉武帝初登大宝 ， 不仅没有治汲黯的罪 ， 还对他进行了嘉奖 。公元前121年 ， 霍去病征服河西走廊后 ， 河西浑邪王所部4万余人降汉 。 汉武帝为了推行对匈奴的“德战” ， 安排了2万辆马车将浑邪王迎至长安 。 汲黯直斥汉武帝：“令天下骚动 ， 罢（疲）中国 ， 甘心夷狄之人乎！”《资治通鉴》在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也记录了汲黯当面指责汉武帝将人才视作器物 ， 恣意诛杀 ， 并说他“言之甚怒” 。而在《汉书.食货志》中则记录了董仲舒委婉地用暴秦之事 ， 提醒汉武帝关注民生 ， 体察民间疾苦 ， 不要用暴秦之法贫民、弱民 ， 以致民间社会痛苦不堪 ， “贫者亡立锥之地……常衣牛马之衣 ， 而食犬彘之食” 。然而 ， 这些直接的或者委婉的反对的声音 ， 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 ， 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人决战漠北 ， 汉王朝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便逐渐消失了 。 取而代之的 ， 则是丞相公孙弘之流 ， “弘奏事 ， 有所不可 ， 不肯庭辩”“每朝会议 ， 开陈其端 ， 使人主自择 ， 不肯面折庭争” 。我们知道 ， 在汉武帝执政初期 ， 朝堂上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 比如在发动马邑之谋前 ， 《汉书.窦田灌韩传》中便大量记录了主战派大臣王恢和主和派大臣韩安国的辩论 。 正是在这场大辩论之后 ， 汉武帝才下定决心用战争替代和亲 ， 策划了马邑之谋 。现在 ， 大权独揽的汉武帝的朝堂上再也没有不同的声音了 。 皇帝在大权独揽的同时 ， 也走进了自我意淫的小世界中 ， 再难对时事做出准确而恰当的判断和抉择 。我们以李广之孙李陵被俘为例 。公元前99年秋 ， 李陵和自己的5000步卒出塞前 ， 强弩都尉路博德就曾上书汉武帝称：“方秋匈奴马肥 ， 未可与战 ， 臣愿留陵至春 ， 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 ， 可必禽也 。 ”匈奴的战马在秋季最为膘肥体壮 ， 秋季不宜出兵 ， 是汉军在战争中形成的共识 。 综观武帝时代卫霍时期的汉匈战争 ， 汉军取得的数次重大胜利 ， 比如漠南之战、决战漠北 ， 都是在春天匈奴战马饥饿羸瘦之际出兵 。实事求是地说 ， 路博德的建议不仅解决了秋季不宜出兵的常识问题 ， 也解决了李陵军没有战马的问题 。 然而 ， 汉武帝却认为这是李陵畏战 ， 所以强令李陵出塞 ， 这才有了5000人全军覆没 ， 李陵也被俘的败绩 。我们再来看汉武帝晚年最后两次规模极为浩大的北击匈奴战役的兵种构成 。公元前91年春 ， 汉军兵分四路 ， 步骑共计21万出塞；公元前90年春 ， 汉军兵分三路 ， 步骑共计14万出塞 。21万和14万大军出塞 ， 数量甚至超过了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人决战漠北时的汉军 。 然而 ， 公元前119年 ， 决战漠北时 ， 卫青、霍去病各领5万精骑 ， 现在数量虽多 ， 却是步骑混合 ， 甚至可能以步兵为主力 。在《胡马北风啸汉关：汉匈百年战争》一书中 ， 我曾经分析认为 ， 文景时期汉王朝的军事实力其实已经超过了匈奴 ， 之所以仍对匈奴采取和亲 ，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是 ， 这个时候汉军还处在车骑部队向骑兵部队的转换过程中 ， 无法长时间远距离地深入匈奴腹地作战 。同时 ， 武帝时期容易被人忽略的关市之战其实是汉匈战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 这是汉军骑兵部队第一次作为主力部队独立作战 ， 而此战之后 ， 骑兵部队便是汉军北击匈奴的绝对主力 ， 步兵则成为粮草辎重的转运部队 ， 车骑部队从此成为历史 。然而 ， 武帝晚年这两次规模极为浩大的北击匈奴的战役 ， 所遣军队却是步骑混合 。 足见汉王朝此时战马严重缺乏 ， 根本无力派遣纯粹的骑兵部队出击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 ， 仅仅从常识出发 ， 无论是军队还是朝堂 ， 一定有很多人忧心忡忡 ， 甚至反对出兵 。 但是 ， 在文献记录中 ， 我们找不到丝毫相关的内容 。 武帝初年 ， 韩安国和王恢在朝堂上激烈的辩论已经化为死一般的沉默 。从上述两个例子可见 ， 汉武帝晚年对战争抱持的基本心态是非常急功近利的 。 他完全不顾军队的实际情况 ， 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 ， 一味只要求战斗和胜利 ， 最终却导致惨败连连 。所以说 ， 如果从政治模式来分析汉武帝晚年的汉匈战争 ， 我们不难发现 ， 皇权独大的集权模式是很难产生纠错机制的 。 皇帝一个人的认知和见识往往决定了一场战争的成败和整个国家的兴衰 。汉武帝晚年汉匈战争为何败绩连连。凯迪原创作者历史专著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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