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素|16岁跨性别女孩遭遇性别扭转治疗,“我只是个得了‘雄化症’的女孩”( 三 )


激素|16岁跨性别女孩遭遇性别扭转治疗,“我只是个得了‘雄化症’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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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亦离家出走后与“姐姐”在一起 , 她觉得“姐姐”更像自己的家人 。
除“个案小组” , 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还设有跨性别热线、跨儿空间等服务项目 , 并和医学界、法律界、媒体界保持联络 , 普及性别多元意识、倡导跨性别去病理化 。 跨性别部门负责人Sachi告诉《中国慈善家》 , 国内的LGBT公益组织有六、七十家 , 且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
高中前一直在三线城市生活的朱亦从13岁开始为性别问题而焦虑 , 可是直到今年她才了解 , 国内也有LGBT的社群组织可以为她提供支持 。
小齐与朱亦同龄 , 是一位跨性别男性 。 自初中起 , 他就目睹班里的男生因为较为女性化的气质而受到同龄人的欺负 。 作为班长的他常“出手相救” , 但是也常常感到害怕——一旦别人知道了他的不一样 , 等待他的会不会是相同的困境?后来自己的性别认同逐渐明晰 , 但中学时代 , 他始终不愿意在学校里“出柜” 。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刘明辉在2018年发布的研究称 , 国内缺乏禁止校园歧视和暴力的条款 , 以及将多元性别知识纳入教材的规定 , 导致校园存在对跨性别者的歧视和欺凌等现象 , 部分跨性别者因此辍学 。
现实困境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于2016年成立“易性症综合诊疗团队” , 据该团队成员、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潘柏林介绍 , 该团队集结了心理咨询科、内分泌科、整形外科、耳鼻喉科、男科等科室的医生 , 每周接诊跨性别者10至20位 , 年龄在15至30岁居多 。
基于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的指南 , 该团队总结出一套针对跨性别者的序列治疗步骤 , 也称“性别工程” , 分为心理咨询服务、激素治疗和性别重置手术三个阶段 。 而无论哪一个步骤 , 目的都在于帮助跨性别者实现他们的性别认同 , 缓解他们的性别焦虑状况 。
激素|16岁跨性别女孩遭遇性别扭转治疗,“我只是个得了‘雄化症’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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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激素治疗 , 国内有经验的医院、医生很少 , 跨性别者缺乏医生的专业指导 。
潘柏林告诉《中国慈善家》 , 国内的跨性别者医疗照护起步较晚 , 团队在对相关方案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作出了一些改变 。 比如前期的心理咨询服务 , 父母宣教的部分有必要加重 。 而关于激素治疗 , 国内有相关经验的医院、医生比较少 , “寥寥无几 , 几乎没有” , 跨性别者往往只能利用网络途径购买 , 缺乏医生的专业指导 , 安全性相对较低 。
关于激素的副作用 , 潘柏林表示跨性别者只需定期到医院复诊 , 有状况及时处理 , 风险即可降到最低 , “如果没有用激素的希望 , 内心焦虑、抑郁 , 引起的伤害可能远比激素的副作用要大” 。
对于医生来说 , 对医疗纠纷的顾虑也是他们不愿为跨性别者开具激素的重要原因 。 跨性别者的父母可能会反对或者质疑医生的决定 , 导致医生“不太敢蹚这个水” 。 潘柏林就遇到过跨儿家长恐吓、投诉的状况 。
邸晓兰则直言 , 国内缺乏相关的政策、指南 , 一旦医生开具激素后跨儿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 , 医生可能就要负法律责任 。
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将于2022年生效 。 目前 , 跨性别者要做性别重置手术仍然需要去医院精神科开具“易性症”证明 , 条件包括有父母的知情同意书、单位或社区出具的证明、派出所开具的无犯罪证明等 , 并需要年满20岁 。 刘明辉的研究称 , “这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年满18岁即属于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成年人)相悖 。 要求提交‘无在案犯罪记录证明’的规定存在‘犯罪前科歧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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