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跃成|城市该怎样规划?中低收入该何处安身?( 二 )



后来 , 听说 , 这个地方拆迁 , 老杨就搬走了 , 搬哪里不知道 , 再后来 , 就听说 , 他又回老家了 , 因为干不下去了 , 挣不到钱了 。 当然 , 老杨离开北京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 但是 , 住得太远了 , 肯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 原来就在城市核心区从业 , 回家很方便 , 早点晚点 , 都不用着急 。 但是 , 后来搬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地方 , 每天路上就好几个小时 , 时间成本太高 , 身体也受不了的 , 当然 , 收入也就大不如前了 。

我们再想 , 在北京工作的好几十万人都移居到燕郊、香河、固安居住了 , 每天几十万人从环京地区进入北京 , 公交压力多大?前段时间疫情发生 , 需要安全检查 , 每天人们都要在检查站耗费好几个小时 , 这是什么样的体验?这样的城市规划肯定是失败的 , 不管楼市行情 , 这样的安排 , 值得讨论 。 雄安新区的规划已经有了新的方案 , 而副中心与北三县的四个一体化 , 也可能会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措施 。
看到2005年的一个统计 , 当年北京市359.9万外来人口中 , 分布在市区的只有3.7万 , 分布在近郊和环城带区的有210万人 , 其中朝阳、海淀和丰台三个区193.9万人 , 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等101.1万人 , 比十年以前上升了10个百分点 。 这就是说 , 当时 , 北京城区已经基本上疏解了外来的就业人口 , 现在 , 15年过去了 , 目前在城中心区的外来人员几乎就没有了 , 不但外来人员很少 , 就是本地的原来的居民也外迁了不少 。

城市社会学家雅可布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 有一个核心观点 , 就是认为城市的动力来自私人的创意 , 零敲碎打的试错式的累积发展 。 健康的城市常常是有机的、多元的、自发的 , 甚至有些杂乱无章 。 她认为 , 二战后美国许多大城市的发展 , 过度迷信规划 , 动不动就把老社区推倒 , 代之以全新的现代建筑 。 结果 , 原有的社区文化脉络被破坏了 , 城市变成了一个机器 。 她特别强调 , 那种只重视城市外观而不注重城市功能的“发展” , 对城市健康最为致命 。

前些天 , 各地兴起了摆摊热 , 我看到 , 小区门口 , 和超市门前小广场 , 每到傍晚都有一些人开着小汽车卖货 , 有的卖服装、饮料 , 更多的是卖菜、水果、西瓜 , 玉米棒子 , 但是 , 我和在河北的朋友聊天 , 发现 , 北京的水果和蔬菜的价格是河北地区的好几倍 , 比如 , 西瓜 , 他们那边都是三四毛钱每斤 , 北京一般还在2元至4元每斤之间 。 西红柿 , 他们那里是五六毛钱每斤 , 北京是3.5元左右每斤 。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 , 像老杨这样拉着板车卖菜的人都走了 , 现在的小商小贩都是开着大汽车来了 , 有的人的汽车还都是高级车 , 不是面的、小货车 。 那么当然成本就高了很多 。 这就是现实 , 这也是城市规划的问题 , 规划出来的城市就是这样 , 他考虑不了这么多现实的问题 , 也不会考虑怎样把低收入群体留在核心区的问题 , 反倒会把他们当成是最早迁移出去的对象 。 他们忽视了 , 一个城市需要各种各样的人群 , 需要多层次的人群共同生活和工作 , 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

没有一个城市能够离开低端的、简单的劳动 。 国外很多城市留住穷人的办法 , 就是贫民区 , 贫民区再破 , 问题再多 , 他们也不敢拆掉 。 因为他们认为城市 , 离不开他们 。 香港的穷人都是租住在鸽子笼、劏(tāng)房、棺材房中 。 新加坡的办法比较好 , 就是建设了大量的公共租屋 , 并设计了公积金制度 , 帮助低收入居民解决基本的住房困难 , 然后 , 再有可能实现自有住房的梦想 。

如果我们也能让那些低收入的老居民 , 通过各种政府扶持的手段 , 让他们在原居住地附近买房 , 那么许多低收入者会留下来 , 会更便利地为城市提供服务 。 现在 , 我们发现 , 目前的保障类房屋都选点在远郊区 , 有的到了六环之外 , 便宜的房子更是远得离谱 , 前几天看到一个1. 35万元每平米的共有产权房 , 位置在房山区的韩村河镇 。 现在看 , 这里只能是让让人们养老来了 , 当地没有产业可以工作 , 不但没有地铁 , 公交车也不多 , 进城一次 , 也是不容易 。 如果 , 从城区迁过来 , 再回城区区上班 , 或者是务工劳动 , 都是很困难的 。

北京已经注意到 , 因为拆迁造成的城市缺失问题 , 提出了建设保护区的计划 。 但是 , 对人的流失这个问题 , 还没有足够重视 , 老北京文化是依靠一代一代的人往下流传的 , 只有博物馆是不行的 。 【本文由“马跃成”账号发布2020年7月23日】


【马跃成|城市该怎样规划?中低收入该何处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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