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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观察|梁建章：六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 二 )


人口政策应根据生育率的变动进行调整
李铁说：“我的观点是，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也是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 。”
我们基本同意“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句话，但认为把这一句的出生率改为生育率更合适 。
出生率与生育率有何区别？出生率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在某年每1000人对应的活产婴儿数，出生率的计算和使用方便而简明，但它没有考虑到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 。而生育率直接与育龄妇女有关，因此，生育率比出生率更能揭示生育水平的变化 。
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出生率与生育率的区别：有两个村子A村和B村，人口都各有1000人，但育龄妇女人数不相同：A村有400个育龄妇女，B村只有200个育龄妇女 。2019年这两个村子都分别出生了20个婴儿，那么这两个村子的出生率是相同的，都是20‰；但生育率并不相同，A村的生育率只相当于B村生育率的一半 。
那么，中国的人口政策是不是根据生育率的变动进行调整？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的人口政策历史：
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开启了计划生育时代 。随着计划生育推行，中国生育率从1970年的5.8降至1980年的2.3左右，已经接近更替水平 。可以预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生育率将会进一步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时就应该放宽人口政策 。但事实上，中国的人口政策反而进一步收紧，从1980年开始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
1991年，中国的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但一直到2013年，才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 。可见，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远远滞后于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
下面我们来看看对中国有参考意义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政策反复：在面临高生育率时，实施过节育政策；在生育率持续走低后，又转而稳定生育水平并最终鼓励生育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伊朗分别于1949、1962、1964、1970、1989年开始节育政策，政策分别持续了25、34、26、18、13年 。其中，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分别在停止节育的20、9、15年后开始实施鼓励政策，新加坡和伊朗则是在停止生育抑制政策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 。
下表显示了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生育政策改变前后共5年的生育率，其中，日本在1974年生育率降到2.05时就停止节育政策 。相比之下，中国的生育率从1991年起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将近30年，不但没有鼓励生育，甚至仍然在处罚生育三胎的家庭 。
表1 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生育政策改变前后共5年的生育率
注：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来自台湾户政司，其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都是立即逆转，即停止抑制生育的同时开始鼓励生育 。
视点·观察|梁建章：六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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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显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停止节育时前一年的生育率都在1.6以上，除立即鼓励生育的新加坡经历了生育率小幅反弹外，各地的生育率整体都在继续走低，而鼓励生育的效果都不显著 。相比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的低生育率危机更为严峻，未来恢复正常的可持续的繁衍状态更加困难 。
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远多于日本
李铁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已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目前来看，已经很难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这说明中国对这部分劳动力的吸纳已经达到了一定极限 。”
中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于日本的25倍，中国人口总量相当于日本的11倍，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又有什么奇怪？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低于日本，中国的城市理应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 。农村人进城工作，他们的衣食住行的需求本身就给城市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
更多的人口并不意味着更低的效率
李铁说：“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多的人口、更低的效率和更低的人均水平参与竞争，还是以优质的人口结构、更高的效率以及更高的人均能力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
李铁这样说，其实是假定更多的人口会降低效率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李铁特意强调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但其实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 。由于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人口增多，有利于提高效率，也并不会降低人均收入 。另外，提高现在过低的生育率，也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 。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少的人口和更低的效率参与竞争，还是以更多的人口、优质的人口结构和更高的效率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
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优势因素
李铁说：“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份子，我们无法改变人口过多的现实，同时还要参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
在李铁看来，中国“人口过多”，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劣势因素；但我们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优势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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