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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司马迁“爱奇”辨析：反经之奇( 二 )


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
苏轼这里罗列了两大罪状：一条就是“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他认为司马迁将黄老学说置于孔孟学说之前，这是应该批判的。第二条大罪状是司马迁竟然认为商鞅和桑弘羊也有历史功绩。因为商鞅和桑弘羊的人生追求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这与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相冲突，所以苏轼认为商鞅和桑弘羊是奸雄，是小人，是不足以名垂青史的。可见苏轼对于“先黄老，后《六经》”是持批评态度的。
或是认可司马迁尊黄老。因为他们认为司马迁尊黄老是符合自然道义的，没有贬低六经的意思。例如唐代的张守节，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为司马迁辩护，在《史记正义》中说：
大道者，皆禀乎自然，不可称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黄帝、老子遵崇斯道，故太史公论大道，须先黄老而后六经。
反经|司马迁“爱奇”辨析：反经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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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节认为道是产生于自然的，产生于天地之前，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黄老思想就是遵从“道”的，而“黄老之说”与“六经之说”是一个先后的关系，司马迁要讲“道”就必须先从黄老思想开始。所以在张守节看来司马迁先讲“黄老之说”，只是遵循了一个先后的顺序，并没有贬低轻视六经的意思。而后秦观对此也有呼应，他在《淮海集》中说：
天也，合则浑，离则散，盖道德者，仁义礼之大全，而仁义礼者，道德之一偏。黄、老之学，贵合而贱离，故以道为本。六经之教，于混者略，于散者详，故以仁义礼为用。迁之论大道也，先黄、老而后六经，岂非有见于此而发哉！
观其文意，秦观对于司马迁的做法是给予肯定的，认为黄老之学是以道为本的，是整体上的主导，而六经之学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所以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是有道理的。
【 反经|司马迁“爱奇”辨析：反经之奇】又如南宋晁公武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认为“先黄老而后《六经》”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现实需求的。《郡斋读书志》说道：
当武帝之世，表彰儒术而罢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穷奢极侈，海内凋弊。反不若文、景尚黄老时，人主恭俭，天下饶给。此其论大道所以先黄老而后《六经》也。
晁公武认为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没有使得国家大治，反而极端奢侈，挥霍浪费，致使民生凋敝。反不如文景时期崇尚黄老，注重节俭，天下富饶的景象。晁公武从现实角度出发，认为崇儒不如尚黄老，所以司马迁尚黄老并无错处。
反经|司马迁“爱奇”辨析：反经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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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司马迁不尊黄老而尊儒经。此派从根本上反驳了“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观点，认为黄老思想是司马谈的主张，而非司马迁。代表人物有清代的王鸣盛、梁玉绳。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六《司马父子异尚》篇中说：“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指，……以明孔不如老。此谈之学也。而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认为尊崇黄老而贬低儒家的是司马谈而非司马迁，同时认为司马迁是尊儒的。与王鸣盛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梁玉绳，他在《史记志疑》中也说：“六家要旨之论，归重黄老，乃司马谈所作，非子长之言。”
同时如清人冯班、章学诚等，他们也认为司马迁评价人与事时是以六经为标准的，是崇儒尊经的，甚至是不“爱奇”的。如冯班在《钝吟杂录》中说：太史公云：“学者载籍极博，必取信于六艺。”……其不爱奇也明矣……
从冯班的话来看，他认为司马迁在取舍材料时，评判的标准是取决于六经的，是符合儒家判断是非标准的，因此冯班认为司马迁是不“爱奇”的。又如章学诚《文史通义》：
《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有之。馀皆经纬古今，折衷六艺，何尝敢於讪上哉？
章学诚认为贤者出于好奇，在记载《游侠》《货殖》等时发些感慨，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史记》中的其他奇处，也都折中六经，不违背儒家正统观念。所以章学诚认为司马迁的“爱奇”不反经。
反经|司马迁“爱奇”辨析：反经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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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上述诸家观点，可以看出大家在谈论司马迁“爱奇”的时候，讨论的焦点是司马迁在对历史人物的选择与评价时是否遵循儒家正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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