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许倬云：我不固守于任何学科或任何时代( 三 ) 在学术专业化的时代

“当下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基本脱节”

新京报：你写过许多经典的历史普及类和通史类著作。如今，许多历史学家可能会选择某个专业领域，深耕一辈子。你也曾在其他访谈里说过，现在美国已经很少有知识分子会在公共媒体上发表较为通俗的文章。许多学者也没时间、没兴趣为大众做通俗性的写作，因为这并不能让其在学术体制内步步高升。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知识分子专业化现象的？你的西周史、春秋战国与汉代社会史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何会从象牙塔里出来，选择为更广泛的读者去写一些历史普及类著作？

许倬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着外来输入的现代教育，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越“先进” ，他们的著作离中国本土可能就越遥远。我们的社会整体是在不断改变，不断地走向世界，可是知识分子走得太快、太远，这使得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之间基本上处于脱节状态——知识分子和大众没法交流。

普通大众不知道知识分子在思考什么，知识分子们写出一本本关于某个时代或某个学者的专著，对普通大众似乎并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立志要填补这个空白，我想建造几座“桥梁” ，这些桥梁是连通历史与现代、大众与学术之间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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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作者：许倬云，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

“我写的书并不是真正的大历史著作”

新京报：当下，许多大历史写作在中国卖得十分红火。早年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脍炙人口。如今，以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为代表的大历史著作成为畅销榜单的常客。有人质疑，许多大历史写作本身属于易于营销的那类知识，容易用一个结构简单、结论易懂的解释框架，帮助读者在一本书里快速地把碎片化的新旧知识整合起来，但会牺牲掉历史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你觉得你的通俗著作能归类为大历史著作吗？什么样的大历史著作，才算是一部好作品？许倬云：在我早期的著作里，我做的是专题历史——有专门的断代、专门的研究范围，还有很深入的小细节。我用这些细节来建构、复活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的人们怎么处理与世界和周边环境的关系。这方面的著作是我写大社会、大历史著作之前必定要有的自我训练。没有这些必要的基础训练，写出来的大历史著作将会是空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