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许倬云：我不固守于任何学科或任何时代( 四 ) 在学术专业化的时代

我写的书并不是真正的大历史著作，我主要用“网络结构”这样的观念把许多不同的个体、群体“interlock”——即互相套连起来，看它们互相刺激和互相引导后所产生的变化趋向，来指出在某个时代的某个问题上，哪种力量占着主导。然后，再换另一个角度看另一种力量，去理解历史复杂的变动现象。

我的工作其实和物理学家借用量子力学去建构对宇宙的认识很类似。他们想了解宇宙中种种粒子和结构之间的互动——它们怎么样从小变大，从结合到分离，再到结合，如何重组改变，构成现在的物理群体和物理现象。我跟他们做的是同样的工作。

我从大的文明宇宙里边，看到大家共通的文明。每个地区性文明都带着他们过去的传统，也带着过去的负担，更带着过去的“工具” 。人们该如何从旧的“工具”转换成新的“工具” ，并把旧的负担放到一边？或者，该如何把负担转变成“资源” ，使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些问题都是我想要去探讨的。

比如，我在《中国文化的精神》这本书里特别指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会有一点《周易》的观念。古跟今、寒跟热、干跟湿等这样的观念，会在我们日常生活起居的空间文化上有所体现——不同的方向代表了干燥或潮湿、明亮或黑暗等。中国人的生活被这一套不断变化的大宇宙融合在一起。我的希望是，经过我自己的努力，把我所理解的中国社会及其历史演化进程呈现给大家。这既让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过去，也让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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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作者：许倬云，版本：理想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年12月

“希望在历史叙述中解释变化”

新京报：你的写作与一般通史写作有何不同？你如何定位自己的跨学科通俗历史写作？

许倬云：对于大历史，赫·乔·韦尔斯

（H.G. Wells）

等人都有相当著名且值得称赞的著作，但那些著作也都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因此，他们的书在畅销了一阵之后，就没太多人注意了。他们的努力，在专家们的眼里就显得不够专业，过于空泛。我要尽量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对于每一个问题，我都尽量用专业工作中所获得的成果——其中不仅包括我的工作成果，还包括我的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同行所获得的收获，这些全都纳入我的写作结构之中，一起进行思考。这是我写历史一贯的方式。这种方式跟我一般的美国同事的方式很不一样，也跟《中国大通史》更不一样。《中国大通史》里面可以有一百个题目，这一百个题目就会产生出一百个单元，但是，这些单元互相之间的时代联结会显得相当生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