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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1949|路英勇：对文学精品出版的再思考( 二 )


文艺报1949|路英勇：对文学精品出版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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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出版理想 。 上世纪30年代 ， 巴金主持文学出版重镇——文化生活出版社 ， 他把自己定位为“理想事业的实践者” ， 把文学出版活动当成“把理想变成现实”的一条途径 。 巴金晚年曾对自己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有过回忆 ， 他说：“我们工作 ， 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文化积累的事情 。 这不是自我吹嘘 ， 十几年中间经过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 ， 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 。 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 ， 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 ， 是要存在下去的 ， 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 ”从巴金的回忆中 ， 很容易使人感受到他对文学出版事业的真诚热爱 。 更重要的是 ， 他怀有“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文化积累”的崇高出版理想 ， 所以才能推出一部又一部记录时代、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文学精品 。
文艺报1949|路英勇：对文学精品出版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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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稿标准是高还是低、是否怀有崇高的出版理想 ， 决定着编辑眼光的高下 ， 关乎文学精品能否不断生成 。 编辑眼光的敏锐性、前沿性很重要 ， 编辑必须了解作家的最新创作情况 ， 发现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 ， 追踪文学发展的新动向 ， 甚至能够预见文学发展的趋势 ， 这是发现文学精品的基本功 。 但编辑也不能只盯着那些一味趋新求异的作品 ， 艺术创新也要兼具思想的深刻性 。 我们要认识到 ， 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置之于新的时代视角下 ， 同样能够成就文学精品 。
进入文学史是文学精品出版的目标
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文学史的价值 ， 应该成为文学精品出版的基本估量标准 。 这也是检视文学出版能力和水平的一个重要尺度 。 文学出版只有引入文学的史的维度 ， 才能实现优中选优 ， 形成一种倡导社会效益优先的正向激励效应 。
文艺报1949|路英勇：对文学精品出版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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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出版不能只追求一时的短期效应 ， 而应着眼于文学的发展 ， 从整个文学史的长河中判定作品的价值 。 所谓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文学精品 ， 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史诗性的经典作品 ， 比如屈原的《离骚》、李杜的诗、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 这样的作品不仅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 表现一代人的生活状况、价值观念 ， 而且能够达到一种令人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 ， 渗透着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执著探索的精神 。 一类是文学流派的代表作 ， 如当代文学史上荷花淀派的孙犁、刘绍棠 ， 山药蛋派的赵树理、马烽 ， 伤痕文学的卢新华、刘心武 ， 反思文学的茹志娟、张一弓 ， 改革文学的蒋子龙、高晓声 ， 寻根文学的莫言、张炜等 ， 可以说这些作家的代表作进入文学史最早是通过文学流派的影响而实现的 。 从总体上看 ， 二者的文学史意义各具特点 ， 前者通常出自文学巨匠手笔 ， 因缘际会而成经典 ， 可遇而不可求；而后者来自于辛勤耕耘的文学追求 ， 是经常可见的 ， 也是文学精品出版最应关注的情形 。
文艺报1949|路英勇：对文学精品出版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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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出版不能单纯追求图书的销量 ， 但文学作品毕竟具有商品的属性 ， 是消费时代文学出版经济效益的来源 。 消费时代的文学当然也有文学史的意义 ， 只要理性地看待文学的商业性,就会拓宽我们对文学精品含义的认识 。 美国学者泰勒·考恩在他的《商业文化礼赞》中告诉我们：“伟大的文学常常在低质量的畅销书高居排行榜首时得到蓬勃发展 。 我们认为18世纪的英国小说就是亨利·菲尔丁、塞缪尔·理查森和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 。 然而 ， 畅销书作家——爱德华·金伯、亨利·麦肯齐、理查德·谢里丹以及理查德·坎伯兰——的声誉那时至少不在他们之下”；“同时也不能忘记 ， 今天的商业性题材常常提供了明天的经典 。 塞缪尔·理查森的《帕美勒》和《克拉丽莎》是书信体言情作品 ， 这种题材遭到了同时代人的嘲笑 。 ”我们要知道 ， “伟大的文学”和”低质量的畅销书”不可同日而语 ， 但它们却能够共生共存；我们也不能认为凡是畅销的就是低质量的 ， 凡是商业性题材的作品就不可能成为文学精品 。 泰勒·考恩举出《帕美勒》和《克拉丽莎》的例子 ， 我们也可以举出金庸《射雕英雄传》和《笑傲江湖》的例子 。 商业性题材对文学的价值认定提供了新的历史样态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这也和我国古代的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样 ， 虽然它们在当时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 ， 但当后来的人们要从此前的历史中寻觅文学精品的时候 ， 这些作品便成为被认定的对象 。 由此可以说 ， 文学精品出版将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作为目标 ， 其基本的出发点应该在于 ， 出版者要坚守对于文学价值的公共评判标准 ， 但也要坚守自身的文化立场 ， 相信自己的价值判断 ， 对那些融合新质的文学探索持包容态度 ， 这不仅是尊重文学多样化的要求 ， 也是具有文化品格的出版者推动文学发展应有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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