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庞星火：与病毒“交手”37年见证疾病防控愈发从容( 六 ) 新京报讯（记者|戴轩）7月23日下午4点

庞星火：是的，当年SARS也没有波及这么大范围、持续这么长时间。有一些措施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比如武汉“封城” 。新冠一来，所有人都见识到了传染病的威力，会死人、会让社会经济运行停摆，其影响不亚于战争。

新京报：SARS时你也在一线，当时情况怎么样？

庞星火：当时有一种天要塌了的感觉。从来没见过那么空的北京城，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从疾控中心去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十分钟就能到。我们每天回家特别晚，路上没人，我害怕，就想着谁要来劫我，我就说我是干SARS的。

有一回，我们去北京饭店，给即将访问我国的一位国外领导人准备房间，偌大的酒店，一个住客都没有，黑漆漆的，那景象太可怕了。我当时在卫生局指挥部，每天接到医院的电话、患者的求助，初期病人特别多，住不进院，老有死亡病例，心理压力很大。整个城市像是停摆了，北京人上哪儿也受歧视。

这次新冠来势汹汹，比SARS严重多了，但我不觉得无助。一方面是在疾控干了这么多年，经历过风浪了；另一方面，几十年来政府对公共卫生越来越重视，建立了成熟的应对体系，让我心里更有底了。

专访庞星火：与病毒“交手”37年见证疾病防控愈发从容。新京报：具体什么让你心里更有底了？

庞星火：应对模式越来越完善、有序、科学。而且是在政府主导下，各部门配合，全社会参与。可以说虽然挑战一直存在，但我们越来越自如。

人类的科技进步，在与传染病的对抗中也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些年来，检测方法更多了，检测速度也加快。新冠病毒的基因全序列，很快就能拿到，然后很多部门一起攻关病毒检测方法与试剂研制，这些都是后期精准防控的基础， SARS时的技术条件和能力是远不如现在的。

新京报：你从业的这37年里，整个社会在公共卫生方面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庞星火：传染病规模有了非常明显的下降，几乎让人忘记了疾控中心的存在，好多人听到疾控，还以为是接种疫苗的。不过疾控的工作就是这样，防控得越好、存在感越低，这就是我们干这行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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