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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张玉虎：刘大鹏先生《公车日记》读与思

夫子之道、君子之风平民境况、国士情怀刘大鹏先生《公车日记》读与思张玉虎刘大鹏先生1894年中甲午科举人后，共参加了三次会试。分别是1895（乙未）年北京、1898（戊戌）年北京，1903（癸卯）开封。其中1903年的那一次，是和他的长子刘玠一起去的，父子同科参加会试，亦是一件地方趣事。1904年的恩科会试，即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大鹏先生因守母丧之制没有参加，他的儿子刘玠参加了。从1857年34岁上就开始坚持记日记的刘大鹏先生，对“上京赶考”这样的大事，当然不会从略，参加三次会试的经历，为我们留下了三部《公车日记》（《乙未公车日记》《戊戌公车日记》和《桥梓公车日记》）。这三部公车日记，虽然在乔志强先生标注的有600多个页码48万多字的《退想斋日记》中，只有区区30来页，不足1万字，只占到5%的篇幅，在未出版的大鹏先生整个日记中所占的比重就更小了，但它所蕴含的信息量之大和在先生整个日记中的重要性，却是不可低估的。 参加|张玉虎：刘大鹏先生《公车日记》读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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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鹏像 参加|张玉虎：刘大鹏先生《公车日记》读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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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张玉虎：刘大鹏先生《公车日记》读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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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桥村刘大鹏故居有这三次会试的经历，使此前一直生活在家乡赤桥，活动半径局限在太原城南几十里范围内的大鹏先生，为了“进京赶考”，得以乘坐公车走出娘子关，足迹遍布河北、河南、北京、天津和我省的大同、晋城等许多地方。活动半径的延展，特别是参加了“会试”这样高层次的“教育 政治”的活动，使先生的眼界大为开扩，思想认识有所升华，为他认识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与封建官场决裂；为他日后立志当一个传承家乡文脉，为家乡山水修志，为父老乡亲请命的“乡贤”志士，打下了深深的伏笔。三部《公车日记》不但以一个考生的眼光和心理，详细地记录了科举考试的方方面面，记录了京城官场和商家的世相百态，而且还将他三次往返过程中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都一一记录在案，让读者随着先生的笔触，看到了这些地方晚清时期的政治、经济、交通、民情风俗等方面的情况，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晚清时期华北地区的民俗画卷。一、公车制度和交通状况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寒窗苦读，皓首穷经，为的就是能有机会到皇帝所在的京都参加“会试”，取得功名，挤身官场，光宗耀祖。能在北京的贡院参加“会试”，考中状元，是中国封建文人的最高理想。刚刚中了举人，取得了会试资格的大鹏先生当然也不例外。1895年2月16日（乙未年正月二十二日），大鹏先生乘坐清政府提供的免费公车从晋源出发，踏上了进京赶考之路。公车是早在汉代就出现的只为去京应试的举人服务的皇家马车，历朝历代基本沿用下来，以示朝廷对人才的重视。后来也代指举人进京赶考，或者皇帝征召臣民入京言事的专车等。进京赶考，坐公车是要走“官道”的，过去的官道，相当于现在的国道，由于官道需要开发和维护费用，所以，过去商贾、行人走官道过关卡都得交税，大概与现在的过路费差不多。而对参加会试的举人和公车则免征。因此，能坐上公车，对平民百姓来说是一种荣幸，能坐上公车，也就等于踏上了进入仕君子阶层的跳板。所以，刚考上举人的刘大鹏先生，觉得前途一片光明，对进京赶考特别重视，对公车二字也特别在意。于是这有了这三部公车日记。日记中许多地方也特别强调“公车”二字：1895年2月19日（乙未正月廿五）：“新兰镇在平定州西四十里，设有税局，客商向东至此报税，惟不税公车……”2月21日（正月廿七），“……槐树铺设卡以征行人，至此莫不咨嗟。再七里为抵固关，形势雄伟，两峰对峙，涧底设关，关门左右，连接长城，守关吏役，稽查严密，往来商旅，无钱不得过关。每逢会试年，商人多附公车而行（不税公车），盖图免一番征敛之苦楚焉。”3月3日（二月初七）：“桥（按指芦沟桥）西设税局，无论品官行商，一律纳税，独不税及公车。凡商窃附公车而过桥者甚多，我国家待士之厚，于斯可见一斑也。商人至北莫不回顾徘徊。午初抵京，入南城彰义门，今名广宁门……门设官吏，稽查出入，需索税钱，惟会试年不及公车。自家启行至入京都，凡十六日。”以上的些文字，就把当时的公车制度和交通状况反映出来了。老先生那次赶考，出山西时走的是太行山上的井陉古道，那条路笔者曾踏访过几次，大部分路段十分崎岖和艰险，乘当时的那种没有避震的硬轱辘马车，一天只能走几十里路，当时的人们出行之不易，可想而知。现在我们从太原到北京，坐飞机一两个小时；乘高铁，三四个小时。两者相较，确实不可同日而语。老先生的日记，给我们留下了准确的对比数据，这虽然是其日记最不为人所注意的部分，但其史料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二、科举制度促成的官场腐败情况十年寒窗，一朝中举，老先生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了，心情非常激动，所以在日记中他志得意满地写道：“一路春光对面迎，公车逐日不停征。乘风破浪于今历，半月方才到北京。”这样的诗句，其中的“乘风破浪”四字，典出南朝宗悫的“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和唐李白的诗句“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见当时大鹏先生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的，是有一番“一举成名天下知”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的志向的。饱读圣贤之书的大鹏先生，原本以为京城帝都天子脚下，是一个气正风清的地方，参加会试，只要学好四书五经，悟透孔孟之道，做好八股文章就行了。可是，到了北京以后的事实，却给他泼了一瓢冷水。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他不得已而接触了许多统治阶级的高层官僚，了解了许多在故乡农村无法知道的统治阶级的内幕，知道了当时政治腐败的严重性。原来，考生们在考前还得花费时间和金钱，做大量非文化的“功课”。而且，这些功课是“必须”的。先生在1895年3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清起来，与济卿出门，同车拜客、拜同乡京官及同乡商人及二位老师（大主考），天黑乃归。拜老师贽金四两，门敬六千，土仪藕粉二斤。高老师、周老师。（另列同乡京官左裔堂崇典，工部主事等8人，同乡商号新广兴粮店等 11个此略）。3月7日：“……同乡商人来回拜者纷如……余来京师，为日无几，观其风气，失于浮华，一举一动，莫非争个虚体面，可为一叹。”3月20日：仲经云：凡新来京会试者，最烦多拜老师，拜同乡京官及同乡商贾。会同年拜太老师，此事即非一、二日所能了，且京城甚大，凡出门远则一二十里，近则三四里，必须一日功夫，若于来此用功则远已晚矣，而况势有不能乎”。在京城，在最高统治者的眼皮子底下，来自全国各省的上万名考生都得集中在这几天带上礼品，拜同乡京官，拜同乡商号，拜主考老师，当时科举考试的腐败情况可见一斑。老先生日记中的这些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科举考试腐败状况的标本。使我们能在一百多年之后目睹清朝末年科举活动的生动画面。以上是甲午中日战争后第二年1895年的情景。八年后的1903年，大鹏先生和儿子刘玠又到汴梁（开封）参加了癸卯年的会试。会试改在开封，是因为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受列强干预所致。其时，清朝的腐败就更为严重，科举与仕途几乎没有联系了。大鹏先生父子参加考试，其实是一个悲剧。请看大鹏先生《桥梓公车日记》中1903年3月24日（癸卯年二月廿六日）日记里的倾诉：“吾晋宦汴者，道府无多，知县二十余员，佐班人员数十名。现在豫省自道府州县以至佐班候补者，十分拥挤，非但补署无期，即差委亦难，何者？候补人员中，正途出身者仅十分之二，督抚保荐者十分之二，捐班出身者十分之六……所有捐班人员多属市侩，富于资财，得缺最易，一省之中，现任道府州县，捐班出身者，居十分之七，仕途之杂，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光绪辛丑（二十七年）因赔洋款捐纳实官大减成数，以二、三千金而得州县者有之，以四、五千金而得同、通、大使、州判者有之，以二、三百金而得府经、县丞者有之，以一、二百金而得巡检、典史、主簿、吏目者有之，以百八十金而得教官者有之。金多则捐大官，金少则捐小官。去年至今 ，各省禀列之捐班人员为数众多，几有莫容之势。朝廷亦知这项捐班人员流品复杂，大不利于政治，实足病于民生，而因时局所迫，不得不如斯耳。诗曰：‘为赔洋款减成捐，市侩都归吏部铨。不用读书能出仕，做官全藉有金钱。'”看来，当时大鹏先生也完全清楚，以自己的人品，绝非营营苟苟之辈，不会趋炎附势；凭自己的家底，拿不出来，也不会拿钱去捐官。参加会试，即便考中，也难以出仕。看来他只所以再三参加会试，不过是为了争得个名份，实现一个读书人的梦想罢了。不知道他想过没有，科举会试的水就那么清吗？被取中的进士，都是凭锦绣文章的吗？我看未必。大鹏先生未高中，恐怕还有经济的原因在内。三、京城会试的具体程序和细节大鹏先生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考试中的各个细节和他答题时和交卷后的心情，从一个考生的角度，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参加会试的第一手资料，对后人研究科举制度非常有参考价值。一是“报到”手续。当时参加会试的新科举人，必许交一张名为“同乡京官结印”的文书，才能具备参试资格。3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新中试举人，必经同乡京官结印，乃能入场考试，若无乡官结印，则不得复试矣。尚到第三科不能复试，即将举人斥革，故新举人到京，他事犹轻，独求同乡官结印为第一重务，下车伊始，即拜同乡官，职此故而。”当局的这一要求，出于何故，我们不去探讨，但这一要求，无疑给考生增加了负担，亦给在京的官员们开了财路，试想，参试的考生们拜同乡京官，哪能空手而去。大鹏先生循例参拜了若干个同乡京官后，终于拿到了一张“结印”，3月10日，顺利地报了名，在当天的日记中“晒”出了礼部给他的“收照”原文“礼部为收结事，今收到山西省本科中式举人刘大鹏。同乡京官结印一张，此照。中字第五十二号、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大鹏先生的公车日记中，还谈到了这样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3月11日的日记：“闻班长说，今科复试举人，只是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来得多，其余未来者甚多，盖因倭人犯边，水路不通，东南诸省皆不能来……”4月2日进考场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吾省来会试者二百八十余人，较去年尚多十数人，他省皆少，独山西省不少，则山西之有志观光者亦多矣。”通过这两则日记，可知我们山西表里河山地形，虽然封闭，但受外乱影响小，形势相对稳定。“有志观光者”，是大鹏先生及一些对考试结果不抱希望的考生们的自嘲之语，意为考试不为中进士，只为出来“观光”一番。二是贡院情况。4月2日入场那天的日记中，大鹏先生写道“日上三竿，贡院开门，当差各官，升座点名，座设席棚之内，凭照进场，印票，给纤，给卷，并不认人……乡试场中，号军称士子皆呼‘先生'，会试场中号军称士子皆呼‘老爷'，名分不同有如此者。”大鹏先生可能是第一次被人呼为老爷，看来颇有一种新奇感和优越感。殊不知举人被称为老爷，《范进中举》中亦有此谓，应该由来已久矣。4月3日的日记中，大鹏先生录下了那一场的试题：“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题目：第一场/钦命四书诗题/主忠信（主论语）/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居天下之方，居立天下之大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赋得褒德录贤，得廉字五言八韵。”虽然照录下这些文字，但笔者实在不解其义，这可能就是我们听说的“八股文章”的具体要求吧，应该谢谢大鹏先生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样本。这次考试，大鹏先生在贡院里呆了三天，4月4日他简短的日记为“未刻完卷，捡点卷中错谬。”在此亦可知当时举子们参加会试的辛苦与不易。1895年在北京参加乙未科的考试时，考完后在4月7日和8日的日记中，大鹏先生才有空回顾会试时贡院的场面“会试局面较乡试虽大，而出场进场概无号炮以壮威，亦无鼓乐以宣声，辇毂之下，气象严肃，原非外省可比也。”“会试场中较乡试的局面甚大，官员亦多，贡院门口两旁红顶戴者不少，闱中亦多红顶长官，而蓝顶、水晶顶、白顶者不计其数，国家取人，亦可谓之郑重矣。”而1903年在开封参加癸卯科的会试时，对考场的情形是这样记录的，4月5日（癸卯年三月初八）：“北京会试点名分为四路，今在开封贡院点名仅分东西两路，山西在西路第四起，太原府在四起第一牌，阳曲县停止科考，该县举人不得来汴会试，故吾太原县居太原府属之首，原邑会试者，惟余及玠父子二人而已，点名到第四起，予及玠儿即领到前听点。/会试，在都时，知贡举开堂及启龙门，并不声张。今在汴梁会试，设乐设炮，举凡开门及点名官升座，必须作乐放炮，以壮声威，距都远故也。”读大鹏先生的乙未公车日记，初有一不解之处，即大鹏先生参加完1895年乙未科会试后的4月12日，在日记中写道：“繙译举人，今日入场会试，亦在贡院，一日完卷。”后来经查阅和思考，觉得“繙”字可能是“翻”字的古体或异体，这可能是当时的外语考试吧。看来清朝光绪时代，对外语已经重视了。已经有了繙译举人这样的功名。要是被录取，就应该是繙译进士了吧。读大鹏先生的日记，真能了解不少东西。三是落第原因。刘大鹏先生三试不弟，我冒昧地猜测分析，可能与他的字迹不太漂亮不无关系，因为我见过大鹏先生的一些字迹，觉得虽然不是很差，但是却不很上档次。1895年3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于今在京，见夫人才荟萃，其多若林，倍觉自己愚昧无知，无地可容，抚衷自问，抱愧良深”。1895年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京都习尚写字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视，故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1903年参加开封会试时的日记中更有这样的记载：3月27日（癸卯年二月二十九日）：“……场中誊录试卷，亦皆裁撤，考官所阅之卷，即是试子之亲笔，……自今伊始，考官作弊，易如反掌矣。”从这几段文字可以看出，大鹏先生对自己的书写水平也是没有自信的。古人云：“字是出马枪”，字迹不漂亮，会给阅卷者造成不好的第一印象，给分不高也就不意外了。不过，先生会试名落孙山，未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对他本人来说，当然是大失所望，但对晋祠来说，却不能说是一件坏事，留住了刘大鹏这个乡贤，后来为晋祠做了多少好事呀。还有就是根据先生在后来修志和重修晋祠工程中的表现，以先生的秉性，即便考中后出去谋得个一官半职，怕他也适应不了清末官场的那个环境，害怕是落个不好的下场。另外，先生的乙未公车日记中还记载了一件佚事：4月16日，当时在京城任内阁中书的祁县人渠本翘先生，在云山别墅（即当时的山西会馆）宴请了那一届到北京参加会试的全部山西老乡。渠本翘先生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是山西著名的民族实业家，1906年参加山西绅民收回矿权运动，投资创办“山西保晋矿务公司”并任总理；担任山西大学堂监督期间，正值山西赎矿运动胜利结束，迫使英商同意以白银赎回煤铁铝矿的开采权，从而促进了山西大学西学专斋(英人李提摩太任总理)提前归还山西，使西学专斋与中学专斋正式合并为山西大学堂。他还是一位教育家，在祁县创办山西第一女子中学校。四、关于政治形势的记载大鹏先生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试，正值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第二年；第二次到北京参加会试，恰遇康梁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之年；第三次到开封参加会试，又逢庚子国变之后的艰难时期。那一段，正是清廷衰亡之际的多事之秋，国内有许多大事发生。大鹏先生的日记中，对此也有一些记载。虽然不是宏大叙事，只是一鳞半爪，但这些细节，却是历史的真实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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