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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张玉虎：刘大鹏先生《公车日记》读与思( 二 )

参加|张玉虎：刘大鹏先生《公车日记》读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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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画《公车上书》 参加|张玉虎：刘大鹏先生《公车日记》读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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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车上书——电视剧剧照1895年先生在北京参乙未年会试时有这样的记载。3月16日（乙未年二月二十日）：“时倭寇辽东，征伐将帅退缩不前，贻误军机者日有所闻。”这样的消息，在赤桥是听不到的，只有身在北京的人才能及时听到传言。3月19日（乙未年二月二十三日）：“安太史维峻（甘肃进士）请正李鸿章跋扈之罪，以破倭贼，奏上得罪，出守军台，而直声震天下，都人饯钱者甚多，京城标局号‘铁胳膊'李五者，义太史之举，送千金为赠，大车数辆，标勇二十护送到台，人两义之，本月初旬事也。今读其表，执鳞直谏，不避艰险，慷慨激昂之气流溢表间，有令人唾壶欲碎之慨。”其中之李五，是不是影视作品《大刀王五》的原型？是年5月8日（乙未年四月十四日）：“都人传言，我与倭和，今日在山东烟台（古登州府福山海边）换约，现付日本五千万金，其余六年分期交付。/五寨谷书堂（如墉）官刑部主事（与刘仲经会试同年）来言：和议已成，莫能挽回，所有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衙门及直省各督抚并各省公车谏止和议等疏，皆留中不发，山西公车奏稿即书堂为之，说得（剀）切详尽，直省章奏推山西为第一。/凡公车所上谏止和议之章，均系都察院代奏，御使裕德亲接各省公车之呈，至与公车相对涕泣，人皆称裕公之忠。”先生此日之记，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桩逸事，即当年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山西举人，曾向朝廷上书，谏止与日本议和，而且“直省章奏推山西为第一”可见我们山西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如外地人眼中钻在山旮旯里的怕事“老西儿”，也是有家国情怀的士人。这一次公车谏止和议和奏折，大鹏先生应该也是参与了的，如果要大家签名的话，肯定也是签了名的。不过，这不是戊戌变法的公车上书。5月13日（乙未年四月十八）：“都人传言：十四日和约未换，俄人助我征倭，皆喜不自胜，以为倭寇可破灭也，无论（必）无其事，即使俄欲助我，其心叵测，何可信之。”短短的五十个字，不但讲明了一件事情，而道出了先生对此事的准确的分析和深深的忧虑。听到沙俄欲助清朝征讨日本的消息时，其他人“喜不自胜”，老先生却觉得得“其心叵测，何可信之”。其政治敏感性和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这个老先生太可敬亦太可爱了。在1903年的《桥梓公车日记》中，记载他耳闻目睹的河南省河内、孟县、温县、洛阳县和山西高平县等地的农民因政府横征暴敛而聚众与当局对抗的事件。大鹏先生在叙述这些事实时，对民众的苦难表示同情，亦对时局表示出了深深的忧虑。其时，清廷大厦将倾，离灭亡就不远了。这一点，老先生也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五、沿途各地的风俗人情大鹏先生三次参加会试。两次到北京走的都是从太原正东翻越太行山的井陉古道，乙未年第一次回来时，是原路返回；戊戌年第二次回家时，走了庚子年慈禧离京出逃时从京西经大同回太原的道路；第三次到开封参加会试，则来回都是走的从太原、榆次、长治、晋城到河南的大路。在北京会试等待放榜的期间，还短暂游览了天津。过去的人，由于交通不发达，活动半径都很小，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少。大鹏先生未参加会试前，其活动范围也是晋源、太原、太谷这样一个较小的范围。参加会试的经历，使他走出了娘子关，大大开扩了眼界。先生是个有心人，对民生之事及民情风俗、农商之事和各地发生的趣闻逸事都非常留心，这些在他的日记中都有所反映。大鹏先生日记中的这些部分，不仅颇具可读性，而且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多选，下面只选少数几段，与读者分享。1895（乙未）2月24日：“横口逆旅，陋劣难宿，主人贪而虐，知之者莫不畏避，自什贴至此逆旅，主人虽无好人，皆不若此之甚。因题壁曰：“好人不开店，开店非好人；见客垂涎急，百计取钱缗。”见此题壁诗笔者想起了宋江浔阳楼题壁，和我们太原地区的民间故事《靳大哥》。可见大鹏先生虽然是一个传统味很浓的文弱书生，但也不乏疾恶如仇的勇气和幽默的一面。1895（乙未）年2月26日：“由定州启行，即有拾粪农人追随车后，拾骡马沿途所遗之矢（每车后跟一人），及至望都俟有到定州之车乃追随而返以拾其粪。吟曰：‘此处农民亦苦哉，日日沿途拾粪末，追随征车数十里，时当薄暮始谋回。'”不晓大鹏先生知与不知，其实这些农人拾粪的目的并非上地肥田，而是作薪柴，因河北地面不产煤炭，亦没有大片的薪炭林，河北平原上的农家，都是烧柴禾做饭，地里的柴草叶子全部要搂回去烧。1895（乙未）年5月25日：“井陉县西十里板尖桥，是村人民无井可汲，凿一池塘，聚雨水一备终岁之汲取，偕行诸同行皆曰，此处水缺，旅店茶水甚不清洁”。山区人们的生活之清苦也于此可见一斑。1895（乙未）年5月28日：“寿阳人民存粟之多较他处为最，自获鹿至寿阳，一路运粟者不可胜数，车载驴驼，东向直隶转输，晓至土陉铺启行，至日出时路遇运粟者较前数日尤多。”看来，寿阳自古就是产粮大县了。1898年6月4日（阴历四月十八日）参加完戊戌科会试走京西道回家，路过大同时，记道：“大同场面中凡家有人死，第三日黄昏到城隍庙送灯，富者数十盏至百盏不等，其次四五十灯，三二十灯。前有鼓吹仪仗，又有僧道诵经，以柴烧火名曰火担，人肩挑之，照彻街衢如同白昼，末后肩舆置死者之名氏，孝子、孝孙从于两旁，游历大街，然后到城隍庙焚纸祭奠，谓之送灯。”1898年6月5日（阴历四月十九日）：“大同嫁娶第三日，女家之老少妇女及戚族之妇女皆到男家贺喜，名曰元饭。衣服首饰极其华丽，极其整齐。凡到男家贺喜之妇女，各持礼物，男家设席款待亦极丰盛，且鼓吹以侑食，亦可谓之奢华矣。大同某生于前日娶一妻，身长三尺……貌极不扬，年二十四方才字人。某生娶是妻也，以是女父曾作陕西县令故也。且因装奁甚厚，兼随一婢。旁观者莫不谓某生之陋也。嗟呼！世（势）利迷人亦已甚矣。贫家有淑女而不 娶，而乃娶富贵家之劣女，所谓攀附非偶者，其斯之谓欤。”大鹏先生在路上的观察之细与访谈之详，令人感叹。大鹏先生的日记中，还有这样一个一年多的时间里前后呼应的例子，可见大鹏先生确是一个有心人也：1902年1月4日（光续二十七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五日）刘大鹏先生在日记中写道：“韩君桂馨自河南归来，言路经泽州高平县，人情汹汹，殆将民变。该县知县借赔款勒索民财，而政繁赋重，民不堪其苦，遂聚数万之众，哄闹公堂。高平知县悚然恐惧，具禀上宪，谓县民已叛。上宪由省先行委员查办，随后发马兵数百到高平县弹压。（韩桂馨）行抵潞安府屯留县，遇所发之兵马。如果委员善为办理则可，若一意袒护知县，恐未免百姓大变也。”那时，因“庚子国变”八国联军胁迫清廷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要中国赔偿联军白银“450兆两”（中国人平均每人一两）。清廷便命令各地增加赋税，盘剥民脂民膏以向洋人纳款。地方官吏们也乘机巧立名目另加征派，以中饱私囊，使本来已不堪重负的百姓们更是雪上加霜。时任高平知县的高凌霄，可能就是这特定环境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这件事情的后果如何呢？一时成为悬念。1903年（光续二十九年）大鹏先生到开封府参加会试（因“庚子事件”之余波北京混乱，会试改在河南开封进行），考试完毕趋车回晋时，路过高平，他又向当地人打听这件事情，并做了详细的记录。190年4月30日（农历四月初四日）：“长平镇人言，光续二十七年冬十月，因加钱粮高平县知县高凌霄传谕各村社首到县城中，至不能容，高令恐生他故，谕令散归，适值铁匠姚文炳鸣锣聚众，谋抗不加；又生员李东梅与本县书判某，禀请缓办，恐官不准，捏写本县举人郭世基之名于禀端。高令益惧，遂以民变详于泽州府。知府江忠立据禀上详，请兵弹压。晋抚岑春煊，委候补知州陈继良驰驿先行，继派马步兵随后赴高平。陈与高密议，非示威不足以警众，乃诱郭世基、李东梅、姚文炳至潞安府，于夜半杀之。郭孝廉素不干预公事，因李秀才擅写其名，而被刑，含冤入地，谁不可怜。江忠立，高凌霄均撤任，陈继良以办理得法，摄泽州府篆半年，乃去补绛州知州。”大鹏先生短短的两则日记，向我们清晰地交代了这个事件的始末，并勾画出了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铁匠姚文炳急公好义，能为了全县人的利益出面与官府抗争，实在令人崇敬；秀才李东梅敢作敢为，危难中能义无反顾断然提笔为民代言，所学文化也算用对了地方，精神亦诚可嘉许，即便是“‘捏'写本县举人郭世基之名于禀端”，也只是为了使禀帖更有效，而不是故意陷害郭，情有可原；举人郭世基唯唯喏喏地活着，浑浑噩噩地死去，实在可怜可叹。此案中最大的受益者为候补知州陈继良。此人老谋深算，心狠手辣，他抓住了这个向上邀功的机会，借高凌霄之手将姚、李、郭三人骗到潞安府杀死，从而使“平叛”功劳归己，而高平民众却怨恨高凌霄，还使泽州知府江忠立和高凌霄难辞办事不力之咎，真是一石三鸟！诚可谓深谙官场之道者也。高平知县高凌霄在此案中却扮演了一个可恶可恨又可悲的角色，可恶者是他“借赔款勒索民财”，把当地百姓逼到绝路上去；可恨者是他“以民变详于泽州府”，将矛盾上交并在其后将姚、李、郭三人“诱”到潞安府杀死；可悲者是他耍小聪明“具禀上宪”上交矛盾，想借上司之手镇压百姓以保自己官位，可到头来却被别人利用，成了百姓眼中的恶吏，上司眼中的庸吏，成了别人升官的铺路之石。若非大鹏先生有心，百年之后的我们，对这件史实怎么能知道的这样详尽。大鹏先生的《公车日记》确实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本文所引，只是一鳞半爪，本文所思，亦非常之浮浅，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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