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遗产还是痼疾,欧洲殖民史给21世纪的全球医学留下了什么?( 二 )
然而,欧洲的经济在战时受到摧残,国联卫生组织面临需要为这些措施寻找经费的问题。这时在国际合作与普通公共卫生领域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13年成立。该基金会设有国际卫生委员会,稍后更名为国际卫生理事会和国际卫生部。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卫生部扮演了卫生国际化的关键角色。该基金会也慷慨帮助了国联卫生组织以及各国卫生行政组织的人员,开启了企业援助团体成为全球卫生一员的国际卫生新纪元。
洛克菲勒基金会强调的是慈善援助而非慈善救济。它把慈善援助定义为一种投资,提供的对象是政府机构而非个人,而且设下期限以激励自助而非导致依赖。基金会关注的重点领域是传染病的控制与消灭,因此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进行了投资。该基金会实施的主要计划,包括针对非洲和南美洲的黄热病,法国的肺结核,亚洲、非洲和美国的疟疾以及印度的钩虫病进行医学研究和扑灭计划。
国联卫生组织同样对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疟疾扑灭计划进行投资。1920年代国联卫生组织在印度、保加利亚、希腊组织了几个疟疾委员会;1925年在罗马举办了第一次国际疟疾大会;在欧洲沿着多瑙河进行了主要的疟疾调查。在英国,罗纳德·罗斯征召了“防蚊劲旅”来消灭积水和沼泽地的蚊子幼虫。印度的孟买、占西、浦纳、密拉特、塞昆德拉巴德以及其他的军事基地也进行了医学调查以及扑灭蚊子幼虫的行动。孟加拉的那格浦尔铁路公司和东印度铁路公司在1917年组成了独立的疟疾控制组织,专门在车站及其周边控制此疾病。192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在阿萨姆和迈索尔的茶园,也进行了扑灭蚊子幼虫及清除积水的计划。
后殖民主义时代:全球卫生的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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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标志
二战之后出现了漫长而不确定的民族独立解放时期,亚洲和非洲的很多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这也是医疗的国际合作时期,尤其是在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下进行,突显了欧美与后殖民国家在卫生供应、死亡率与生活条件上的强烈对比。
1930、1940年代,各国进行了一些整合国际卫生的重大努力,试图将公共卫生和医学的新观念和新愿景付诸实施。最主要的倡议者是亨利·西格里斯特这位瑞士出生的医生和医学史学者。1930年代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工作,深受苏联的社会主义公共卫生政策影响。他的《苏联的社会化医学》一书宣扬苏联免费而普及的公共卫生设施,鼓励其他国家采用。
他强调有必要建立全国卫生服务,由国家提供经费将医疗服务平等地分配于全社会。在英国有一小群激进的社会主义医生深受苏联的发展以及西格里斯特“社会主义医学”的影响,成立了社会主义医学联合会,该组织对战后英国国民保健署的成立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格里斯特的观念也影响了加拿大和印度独立后的卫生规划。
二战让国联卫生组织失去功能,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铺了路,后者1948年在瑞士日内瓦正式开始运行。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全球卫生与流行病控制的新纪元,它的主要活动是推动全球的疫苗接种,特别是为儿童接种麻疹、小儿麻痹、天花的疫苗,处理贫穷与卫生的问题,以及确保世界不同地区都有基本的医疗设施。
世界卫生组织遭遇的挑战是要以全球的规模来提供福利,确保贫穷国家的公民能够取得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医药供应。这点在亚洲和非洲的贫穷国家特别困难,这些地方面临传染病、营养不良以及缺乏基本医疗设施的问题。
从1960年代开始,世界卫生组织推动全球的疾病扑灭计划,在对抗天花上取得了重大成功。它在1967年推动并强化了对抗天花的行动,此疾病威胁世界上60%的人口。通过成功的全球推广,天花被局限在非洲之角,1977年在索马里出现世界上最后一个自然发生的病例。
相较之下,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其他传染病,尤其是疟疾的措施则很不成功。它在1955年正式采取政策,试图控制并消灭疟疾,倚靠的方法主要是喷洒滴滴涕 和发放奎宁。尽管进行了一系列的计划和投资,但疟疾仍旧是个全球卫生问题,对27亿人构成严重的感染风险。
死亡率下降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健康指标之一,一般认为这显示了预防医学的改善和整体生活条件的改良。
死亡率也述说了全球卫生分道扬镳的故事。欧洲从18世纪末开始出现明显的死亡率下降,下降最快的时期是19世纪末,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带来了重大伤亡,死亡率仍持续下降。传染病和其他疾病导致的婴儿死亡率和成人死亡率皆下降,平均寿命增加。
死亡率的下降在欧洲某些国家很早就开始了,例如英格兰是从18世纪中期就开始。英国的人口从1730年到1815年增加了一倍,从530万人增加到1000万人。在接下来的55年里,其人口又再度增加一倍,在1871年达到2100万人。之后英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在1911年达到3550万人。美国的死亡率下降则出现较晚,20世纪初才开始,从1900 年到1940 年下降了40%。
医学介入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死亡率的下降,这引发了历史学者的辩论。托马斯·麦基翁提出的观点认为,从18世纪晚期至今,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增长并不是医学领域或公共卫生的进步带来的,而要归功于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饮食和营养,这是由更好的经济条件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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