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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遗产还是痼疾，欧洲殖民史给21世纪的全球医学留下了什么？( 三 )


反对这样的看法，他不只强调麦基翁的统计数字不一致，也强调提供干净的饮水、牛奶、营养的饮食和疫苗接种运动，以及更好的医疗设施、诊断方法等清洁卫生和公共卫生措施的重要。整体而言，西方世界死亡率的下降，被归功于更好的基层医疗、公共卫生、社会福利政策以及经济发展。
就理解医学在发展中国家以及贫穷国家所发挥的作用而言，公共卫生、经济条件和死亡率的关联具有更大的显著性。在南美洲、南亚和非洲，死亡率的快速下降都出现在1950年代起的后殖民时期。
不发达国家死亡率的下降，有时候要比欧洲的速度来得更快，但也比较不持续。特别是在20世纪出现的最可观的死亡率下降都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20世纪下半叶尤其如此。在20世纪结束时，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已经从大约500‰降到约150‰。同样地，平均寿命在一百年前低于30岁，而到了1990年代早期已经增加到50岁以上。
死亡率下降大多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对此的主要解释是经济发展和医疗介入，特别是控制霍乱、鼠疫、疟疾等疫病的全球性与地方性卫生措施，还有疫苗接种的推广。
然而，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实是非洲整体的死亡率下降从1990年代起停滞了，许多国家甚至出现了平均寿命减短、死亡率上升的逆转，这主要是艾滋病带来的死亡人数增加。
艾滋病到了2000年已经每年杀死100万人，是全球最大的杀手，而艾滋病95%的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资源、政治权力、教育、医疗、法律服务的取得管道极度不平等，是助长这种情况的关键。
在后殖民印度，婴儿和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都下降了。然而，不识字的母亲所生小孩的死亡率，一直高于受过教育的母亲所生的小孩。相较于不识字的母亲，那些至少受过八年学校教育的母亲，其小孩在新生儿时期的死亡率减少了32%，过了新生儿时期的死亡率则减少了52%。
换言之，这突显了该国医疗设施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印度穷人与富人之间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不均日益增长，这点急需处理。印度有30%的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面对饥饿和营养不良，且有71%的人口没有公共或私人的医疗服务。
比起任何疾病，艾滋病更是揭露出全球健康的差异，这不仅限于地理位置或国家之间，也出现在阶级之间。不论在纽约内城或是海地乡下，一般而言疾病是长期社会经济匮乏的产物。保罗·法默指出，如艾滋病、肺结核这类的疾病，特别会在经济边缘化以及受“结构暴力”之害的区域与社群传播，就药物以及其他医疗设施的取得而言尤其如此。
世纪|遗产还是痼疾，欧洲殖民史给21世纪的全球医学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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