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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来自苏州市检察机关的答卷: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就精准化量刑建议,给干警们“开小灶” 。
从试点到正式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改变了刑事诉讼模式,也深刻影响着一线办案生态 。
“检察官对法院采纳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原则讲得清楚,让犯罪嫌疑人准确了解从宽是怎么个‘宽’,是少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这样一来,认罪悔罪效果确实事半功倍 。”近日,来江苏省苏州市检察院履新不足一个月的代理检察长李军,驱车70公里,将“一线办案体验”第一站选在张家港市检察院执法办案中心 。这次体验,正是李军在全市两级院紧锣密鼓开展调研后促成的 。
【一份来自苏州市检察机关的答卷: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调研中,李军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苏州市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比例为86.69%,全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稳步上升 。
提升司法效率是“刚需”
大多数刑事案件因事实清楚,不存在激烈的控辩对抗,如果都按成本较高的普通程序审理,可能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事实上,公检法司都有提升司法效率、减轻诉累的“刚需” 。
张家港市法院刑事法庭共有6名员额法官,以2019年为例,他们办理刑事案件1665件2201人,平均每人近300件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施行之初,他们也有些不适应 。“案件量大,速裁程序要求案件10天内办结,精准量刑需要更专业的公式和考量,这是我们和法院沟通的两个基本点 。”张家港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寇建坤说 。
寇建坤发现,向法院移送案件的时机影响法院速裁,“零敲碎打移送案件自然不便于统一审理,法检商量出一个集中移送案件的方案,每批次至少送10个,法院可以一起判,有效调动了参与度 。”
唯有携手共进,方能合作共赢 。在昆山市检察院近期办理的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律师的积极履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产生了重要价值 。今年6月,孙某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万元,被移送该院审查起诉 。辩护人向检察官透露,疫情防控期间,孙某经营的另一家公司为雷神山医院建设提供空气过滤器3000余件 。“正是因为律师介入才拓宽了事实边界,”昆山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高建强认为,“在签署具结书的同时,当事人现场目睹了律师和检察官为案件定性量刑的交互往来,犯罪嫌疑人作为‘甲方’,能直观感受到‘乙方’的服务 。”
今年4月,施律师办理了一起非法捕捞案 。他当着嫌疑人的面向寇建坤提出质疑,“这个行为应该定性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吧?”寇建坤解释,嫌疑人和捕鱼者长期合作,常催货催捕,有共同犯意,且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起刑三年以上,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量刑区间则是三年以下,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施律师恍然大悟,充分认同 。“有人说律师只是见证者,这是不准确的,我们每次都把电子卷提前一天拷入值班律师电脑,让他们在阅卷基础上为嫌疑人争取权益,成为参与者 。”寇建坤说 。
为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效率,张家港市公安局让公检法司共同进驻公安办案中心,“一站式”办理刑事速裁案件,这成就了“一体化”办公模式,也是法律共同体“互通”的实体呈现 。自2019年9月以来,共有451件刑事速裁案件在此办结 。
从“毛估”到“精算”
认罪认罚从宽的关键“指标”是能给犯罪嫌疑人一个明确且可接受的量刑预期,量刑建议越精准,越有利于认罪认罚,速裁程序越常用,越能提升诉讼效率,从而综合实现司法成本的最优投入 。
“以前我们只需要辅助量刑,通俗说就是毛估,比如用‘三年以内’这样的表述,现在需要精确到月,甚至到天 。法院为什么要按照我们提出的量刑建议判决?除非量刑建议挑不出刺 。”常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胡烨说 。
制度施行以来,检察官的担子更重了——之前,检察官的责任在于批捕、起诉两个核心任务,现在,他们要对案件担起主导责任,认罪教育、刑事和解、控辩协商、量刑建议等多方面都要发力 。确定刑量刑建议,成为悬在检察官头上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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