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狂欢泡沫散去,看看理想汽车的四大风险( 二 )


之后就有了李想改弦更张,从力帆手里购买新能源车生产资质的故事。

不过,由于出发姿势就比较拧巴,导致在理想、蔚来、小鹏、威马四家里,理想汽车的研发实力是最弱的。

目前,蔚来、威马全力开发三电技术,小鹏汽车投身于自动驾驶功能设计。对比之下,理想汽车就相形见绌了。

公开资料显示,“理想ONE”的电池来源于宁德时代;自动驾驶系统采用以色列的mobileye EyeQ4解决方案;增程发动机也并非自主研发生产,其供应商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旗下的东安动力;前后电机分别由联合电子和博格华纳提供。高压连接和BMS分别由泰科电子和汇川技术提供。
还可以从研发投入上做一些对比。
2018年蔚来的研发费用已经达到39.979亿元,仅当年第四季度就达到15.152亿美元,而特斯拉全年14.6亿美元的投入。
小鹏汽车没有透露具体数据,不过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曾表示,2019年公司招聘5000名员工,并确保研发岗位人员占比在50%以上。
而根据招股书,2019年理想汽车研发支出仅有11.69亿元,2020年第一季度仅为1.897亿元。









第三,增程混合动力产品,其生命周期不确定。


对新能源车感兴趣的人都知道,增程混合动力汽车是十年前的阶段性明星,其被普遍视为汽车从燃油动力向电动力变革过程中的过渡技术路线。从全球范围来看,增程式电动车市场表现普遍不好,正式推出增程式电动汽车的车企屈指可数。

实际上,除了日本的e-POWER车型在本土销售良好这个特例之外,增程式电动车“鼻祖”沃蓝达早在2019年就被通用公司内部停产,宝马i3增程版、广汽传祺GA5、雪佛兰VOLT等基本也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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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政策风险。


实际上,由于被视为过渡性产品,增程式电动车曾经在国家补贴政策中被长期“歧视”。比如,2013年国家财政对个人购买纯电动乘用车,最少补贴3.5万,最高补贴金额是6万元,而对混合动力车(含增程式)的补贴金额最高只有3.5万元。

即使近年来这一局面有所改善,但理想汽车还是会遇到一些瓶颈。比如,就在7月31日,北京市政府增发了2万个新能源小客车指标,但这个利好却与理想汽车无关。因为理想汽车虽然能上绿牌,但其增程电动车的身份,使其在北京既不能占新能源车摇号名额,也必须和燃油车一样每周限行。

未来政府如何对待以理想汽车为代表的这一新能源车阵营,还是未知数。






02




李想的拧巴与希望

在特斯拉中国工厂马力全开,国家新能源车补贴政策荫蔽马斯克的时候,理想、未来、小鹏三家中国新造车势力的创始人第一次同框,颇有抱团取暖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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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三家里,理想汽车的起点最低,产品线最少,战略最保守,恐怕也是事实。随着新能源车补贴政策的消失,新造车势力之间的这种抱团取暖,有多少塑料兄弟情的成分?

说起来,李想、李斌和王兴三人的关系颇为微妙。

从历史逻辑上看,其实是李斌和已经成为“老赖”的戴威,终止了李想的SEV项目,而李斌共享单车事业的接盘者王兴,则给了李想一个新的理想——李想此前坦诚,和团队去见投资人时,绝大多数投资人都表示很看好电动车,但一听说理想采取增程式,就表示不认可这一领域。直到王兴的出现,因为对李想个人和团队的欣赏而投资,也才有了如今理想的IPO。

有一种观点认为,王兴押宝理想汽车,并非是对增程式电动车的市场看好,而是对李想本人及其团队的认可。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一般的企业家在SEV失败之后可能就消沉了,而李想却把“曲线救李”演绎成为“华丽转身”,并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足以证明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新能源车赛道创业者,王兴的眼光很准。

李想说:



“很多人说需要花三五百亿进入汽车行业,给我十亿美元,我们就能做到盈利。真的,我们说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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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还需要几年时间验证。不过,李想这位公认的造车理想主义者,给自己选择的却是一条充满不确定的过渡汽车产品路线,这看起来多少有些拧巴。

当然,边缘可以逆袭成为主流,咸鱼未必不能翻身。宁德时代磷酸铁锂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曾毓群用10年时间生生使一个国际上被淘汰的电池技术,在中国市场重新焕发青春,并且赢得特斯拉的大单。
今年初,王兴曾发文称中国车企已形成“3+3+3+3”格局,在他的判断里,3家能够活下来的造车新势力即理想、蔚来和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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