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保罗·克利逝世80周年：《甘苦岛》与画家晚年的悲欣交集(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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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利《船首的英雄式划桨》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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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利《计划》1938
克利对悲剧的体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构图和形式，格罗曼将其最后时期的作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嵌在明亮的树胶水彩上的象征符号，第二类是像条带一样大且厚重的黑色象征符号，第三类是色彩明亮、光环状的象征符号。不同种类的象征符号所传达的气氛也同题材指向一致，如《恐怖的信号》（1938）的总体基调就十分忧郁，此时克利不知是否感受到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德国土地上那残酷的杀戮和扭曲的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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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利《恐怖的信号》（1938）
而同时，尼采所说的那种悲剧精神此时也以一种张狂和激烈的力量显示在克利的作品中，无论是线条还是色彩都不再保持过去的细致和敏锐，而是展示出一种粗放的气质。在象征悲剧的狄奥尼索斯那里，“酒神的激情就苏醒了，随着这激情的高涨，主观逐渐化人浑然忘我之境”，再加上克利最后时期倾向于创造大尺寸的画作，这也使得他的绘画同利奥塔笔下的纽曼、埃尔金斯笔下的罗斯科的作品一样成为欲望的原初表现，画作的基调和用色更容易从情感上感染观者。例如《B近郊的公园》（1938）中对色彩的使用并不讲究章法，只是在界限处给予提示，这种描绘甚至让人想起马蒂斯成熟期的作品。就像意识到限制就会把超越这一限制当作目标去完成一样，悲剧的出现注定了它会成为克利着力要超越的对象。如何超越悲剧，或者说在克利那里，悲剧是如何最终像箭头回归自然一样得到克服的呢？雅斯贝尔斯以莱辛的最后一部喜剧《智者纳坦》为例，指出自然的内在精神——纯朴与天真的人性——是如何帮助哲学最终超越了悲剧。莱辛是在他生命最绝望的阶段写下的这部剧作，那时他妻子俱亡，又受到主教的打压，在纳坦身上，“莱辛描绘出一个谦逊、真实的自然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悲剧可以被基本的人性观念所克服。这就是超越悲剧的方式，返回人自身，返回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真实之中。
如何回到人性的自然中，如何将人生的有限性和无能为力感化为一种不是需要克服而是需要接受的生成？一方面克利重思了过去的原始形象的成果，那些作品——儿童艺术、古老的东方艺术与埃及艺术、原始艺术、精神病人艺术——再次给予他生成的动力；另一方面他延续了自己从喜剧形式中得来的抽象力量和幽默技巧，从而在悲剧同喜剧之间建立起一个中间的区域，这也就是真实人性的来源。
（二） 喜剧的力量与人生的平衡
克利对喜剧的热爱在其晚期的艺术和生活中慢慢变淡了，但是他一生中对喜剧精神的深入体会却是形成其各个阶段艺术形式的主要条件。他的喜剧观念同人类的身体所展示出的形式变化相联，展现了面貌及肢体语言带来的变形效果。这在绘画中显示出一种漫画式的幽默感。正如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所举的将国王的头像简化并变形为梨的步骤，从国王的肖像到水果的形象只需要形式的等效性，“它给一个相貌提出了一种视觉解释，使我们永远也不能忘怀，而漫画的受害者也像一个人中了魔法一样，看起来永远带着那种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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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利《一个无足轻重却自命不凡的家伙》（1927）
这种变形带来的幽默感与讽刺力量总是从克利的作品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如《一个无足轻重却自命不凡的家伙》（1927）中，人物的性格从线条结构（紧闭的双眼、零落的头发、狭长的面部）中展示出来；《最后一个唯利是图者》（1931）中扑克牌似的形象展现了一个狡诈的人物，他翘起的胡子、微笑的嘴唇与不自觉伸出的手都展现了其品格。施马伦巴赫感叹道，克利将所有艺术的严肃转成自由的表演，为了对抗这种严肃，他不惜受他的无休止的幽默所主宰。可以说，为了抵抗一切对形式的限制，克利用喜剧的戏谑和无理来突出身体的不和谐和脆弱，以真实的不完美去反抗虚假的完美。可以说，克利的悲喜剧人物植根于身体的残缺和理想的矛盾，悲剧感来源于规定身体的某种宿命性的法则，而喜剧感主要来源于一种对人类身体形式的自嘲。这尤其表现在克利对人类面容的描绘上。本书多次提到克利对喜剧中“丑角”的描绘。在一部人人都相互欺骗、到头来愚弄了自己的喜剧中，丑角就是辅助的因素，是欺骗之欺骗。当所有人都茫然无知的时候，常常从丑角口中说出真理，例如《哈姆雷特》中的小丑与《李尔王》中陪在国王身边的傻子。丑角演员的面具常常既丑又怪，但是不会让人感觉痛苦，他们的行事风格也让人捉摸不透。这种随着性情变化而使自己任意置身于某一种内心气质，而又顺着内心的理性发展的才能，在康德看来就是诙谐幽默的艺术。
丑角赋予了克利一种变化的“穴怪”形式，这种形式因其混杂了各种对立事物而变得难以辨认。它颂扬不协调的事物、挑战我们的感知能力，例如戈雅、霍夫曼的作品都有着这样的风格。从对丑角的刻画开始，克利开启了他的悲喜剧。克利对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的描绘介于幽默与恐怖之间，在他的作品里，两者达到了奇妙的共存。这是克利向先辈学习的结果。贡布里希指出，从杜米埃（Honoré Daumier）开始，相貌实验开始摆脱了幽默传统的束缚，他的肖像是固有生命的创作物，往往强烈得令人恐怖，是体现人类激情的面具，深入地探索了表情的秘密。自此以后，如蒙克与恩索尔这样致力于描绘表情的画家的作品中出现了令人震撼的严肃性和悲剧感。当幽默变得更深刻，而且确实不同于讽刺时，它就转入悲怆的意境，而完全超出了滑稽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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