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本：科研不怕“走后门”，琶洲实验室要以效益为先

从发布“数字经济22条” ，到近日提出至2022年打造全国城市级数字新基建典范，无不预示着广州的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加速跑”阶段。作为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环，科研项目的质量直接决定着后续产业化的竞争力，进而关系到广州数字经济的发展质量。
如何选择有前景的科研项目？如何更好的发挥科研项目的社会效益？近日，南都采访人员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宗本。在这位科学家眼中，应该改革目前的一些科研体制机制，形成更加健全的创新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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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科研模式陷“唯公平论”

南都：今年5月，您被聘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下称琶洲实验室）主任，您曾说，要在琶洲实验室尝试建立一个健全的创新生态链，出发点是什么？
徐宗本：目前我国科学研究的模式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立项，向全社会发布征集选题，大家可以自由申报选题，征集好以后就拿给专家评审。评审通过后，政府批一笔钱，要求在几年内提交一份结题报告。这个模式里有很多好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利于创新的方面。
首先是立项征求阶段，表面上看起来很好，但政府的专业水平是有限的，通过的项目可能不会与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目标有那么直接紧密的联系。而且，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公平、公正、平衡，所以评审时就采用了回避原则，这样很容易使真正懂的人无法参与项目选择。
南都：但立项意义重大，不应该首先保证公平吗？
徐宗本：公平导向并非不对，但唯公平而丧失效益是科研体制中很大的问题。就像一个人说自己的项目很好，评审意见能拿到5A ，但拿到社会上企业的老板可能都不愿意投资，因为这二者突出的东西不一样。现在的科研体制，表面上是以公平为主，本质上却是没有人负责任的。评审的专家和项目可以说毫无关联，投完票就完了，后续没有人对通过的项目负责。
南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徐宗本：我们期望以效益、目标为导向而非唯公平导向。在琶洲实验室，我们就提出了“邀请制+推荐制+招标制”的研究项目立项制度，本质是围绕明确的科学和经济目标，在全国范围内找出谁能做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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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像猎头公司一样找项目

南都：能具体说明一下您提出的立项制度有何独特之处吗？
徐宗本：首先我们以效益和目标驱动寻找研究人才和项目，因此我们实验室的项目邀请人必须要有“慧眼” ，而邀请人也必须负相应的责任；推荐制是弥补邀请制的不足，我们有一个庞大的、非常权威的学术机构，这个机构成员的责任之一就是帮着推荐；招标制是当我们确实不知道哪里有好项目时采取的方式。这三个制度是递进的，也是互为补充的。
南都：选择项目时有什么标准吗？
徐宗本：两个原则，一是选择奇思妙想的项目，二是选择“欠一把火”的项目。第一种是别人不太愿意资助，或是常规评审很难过关的项目，我们通过自己的判断力来确定资助。第二种是已经有很好积累和前景的项目，独创性和领先性都很强，但需要调集力量综合集成或者急需一定资金去开展工程化，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学术判断和技术趋势判断来确定资助。我们很像猎头公司，怎么选人、怎么找项目，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和挑战。不过，我们会依靠一个强大的专家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