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本：科研不怕“走后门”，琶洲实验室要以效益为先( 二 )

南都：如何保证项目立项后产生效益？
徐宗本：我们从推荐制开始实行项目主任制，即推荐项目通过后，推荐人就需要对项目负责到底。同时实行驻地研究制和专家跟踪制，凡是实验室通过的项目都必须在广州研究，在实验室工作；专家跟踪制就是专家要了解、帮助项目解决问题。项目结束之后，还会严格地执行落地应用制度，不是只交几篇研究报告就完了。
南都：这样看来推荐人要负很大的责任，如何保障新机制实行?
徐宗本：推荐人的责任确实很大，但这是个人荣誉，本质上是调动了人的荣誉感和责任心。我不怕别人说“走后门” ，只要有真本事我们就鼓励你来。最怕的是项目做不出来，没有社会效益。
现在大家都习惯了公平优先的评选模式，怎么去做一件看似不公平但本质最公平的事情呢？我们的管理体系要改革，国家花的钱不太允许用在个人头上，但我们项目80%的预算都用在人头上，对科研的投入最根本的是对人的投入。因此我们的原则是“保证你有钱用，但绝不让你乱花钱” 。
南都：目前项目遴选有什么进展吗？
徐宗本：我们第一批7个项目已经出来了，完全是推荐来的。现在还有很多东西都在探索中，但我初步感觉挺好的，大家积极性都很高，被邀请的人也很高兴，因为有被信任感。而且我们用人不拘一格，不管是不是退休，只要你认为自己能干成的就欢迎自荐。

让国家在科研风险投资中往前走一步

南都：您预期这个新制度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徐宗本：我们首先从文化角度进行改变，关键是冲破人习惯于一个体制下的思维。第二个是要尝试、体现我们中国人有勇气、也敢于负责任。但说到影响有多大，我觉得是一种经验积攒，能够给大学科研或是整个国家科研体系背后的创新生态作一点探索和思考。一年以后我估计就会有初步的改变，给琶洲实验室三到五年的时间，我们会带来惊喜。
南都：在您说的创新生态链中，企业处在什么位置？
徐宗本：创新不仅包括科研机构，也包括企业。我们以前总说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却总是做不到，这是因为我国的情况跟国外不太一样。简单来说，我国的创新主要是交给高校等科研机构来完成的，而具备独立研发能力的企业很少，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科研机构做出来的创新企业不愿意“买单” ，无非是觉得基础研究离企业需求太远了，赚不了钱，所以我才说要以效益为导向。
南都：但基础研究也很重要，不能因为企业不投资就不做吧？
徐宗本：对，所以一开始企业怕没有回报不愿意投资，那我们就自己先承担一部分风险投资，让科学家的眼光走在前面，等到有把握时企业再把项目转走，等于是让国家在风险投资中往前走了一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也希望，能够打造新型的政产学研关系，让每一个项目在引进前都经过培育。
未来，琶洲实验室会有一个创新研究平台、一个重大项目计划、一个产业基金和一个产业园区。一个创新研究平台是指实验室，它汇集大批高水准的专家、人才；一个重大项目计划指围绕人工智能这条线，研究的项目和国家、省的发展目标一致；一个产业基金指围绕孵化的成果设立一项产业基金；一个产业园区指我们会将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放在一个科技园区内。以上四个“一”构成完整的创新生态链。
【院士档案】
徐宗本， 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信号与信息处理专家。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西安数学与数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大数据算法与分析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曾提出稀疏信息处理的L(1/2)正则化理论,为稀疏微波成像提供了理论与技术基础；发现并证明机器学习的“徐-罗奇”定理, 解决了神经网络与模拟演化计算中的一些困难问题,为非欧氏框架下机器学习与非线性分析提供了普遍的数量推演准则；提出基于视觉认知的数据建模新原理与新方法，形成了聚类分析、判别分析、隐变量分析等系列数据挖掘核心算法, 并广泛应用于科学与工程领域。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陈嘉庚信息技术科学奖、中国CSIAM苏步青应用数学奖.国际信息技术与量化管理学会理查德.普莱斯数据科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