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火教|发明口罩的拜火教,现在怎么样了?( 六 )


帕西人的发迹与鸦片贸易息息相关 , 鸦片战争之前从事鸦片贸易的外国公司接近一半是由帕西人经营的 。 近代以来 , 被称为"白头夷"或"大耳窿"的帕西人在上海、广州、澳门、香港等地一度相当活跃 , 创办了许多洋行 。 尤其是香港 , 在鸦片战争之后成为印度本土之外的重要社区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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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福州路539号曾是"白头礼拜堂" , 即帕西人的火庙 , 现为黄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无论是在印度还是香港 , 帕西人都乐于回馈社会 , 如捐建学校、医院等 。 帕西人有力推动了香港早期的公共建设 。 香港大学的创建 , 便得到帕西人么地(Hormusjee Naorojee Mody)的巨资捐助 , 至今香港还有"么地道""么地广场"等地名 。 至于"碧荔道(薄扶林道)"和"旭龢道" , 则分别得名于帕西富商碧荔(Bisney)和帕西裔立法局议员罗旭龢(Robert Hormus Kotewall) 。 此外 , J. H. 律敦治(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出资创办了律敦治医院 , 米泰华拉(Dorabjee Naorojee Mithaiwala)创建了天星小轮的前身九龙渡轮公司 。 香港总商会、香港汇丰银行委员会的创会委员 , 以及联交所上市公司董事 , 都有帕西人的身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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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善乐施大厦原为帕西人的火庙 , 上有拜火教的标志
由于经济条件好、受教育程度高 , 不少帕西人晚婚甚至不婚 , 宗教观念的制约又导致跨族群、跨宗教通婚不容易被接受 , 这使得帕西人的人口有持续下降的趋势 。 目前居住在香港的帕西人已不足200人 , 印度本土的帕西人则以每十年人口减少12%的速度衰减 , 已经从殖民地时期的11万人减少到目前的6万人左右 。 而伊朗本土拜火教所面临的窘境 , 如祭司阶层的衰微、世俗化的加深等 , 也同样体现在帕西人身上 。 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现代观念的冲击 , 已经严重威胁到帕西文化的延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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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西人的传统婚礼
尽管背井离乡一千多年 , 帕西人仍保持着他们的拜火教传统 , 但很多时候又不得不迁就异乡的风俗 。 帕西人主要讲印度的古吉拉特语以及英语 , 许多习俗也已经印度化 。 天葬的葬俗 , 在印度本土仍然保留 。 在香港等地 , 帕西人则入乡随俗 , 不再固守天葬的传统 , 而是像当代伊朗本土的拜火教徒那样兴建墓园 。 因印度人崇拜牛 , 帕西人祭祀时只能用羊替代牛 。 豪麻汁是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但帕西人在印度当地找不到豪麻 , 只得用其他植物代替 。 近代以来 , 不少帕西人寻求对拜火教进行改革 。 帕西人正是在变与不变之中 , 延续不灭的火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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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兽药双氯芬酸的滥用 , 印度当地的秃鹫趋于消亡 , 帕西人的天葬葬俗面临着窘境 。 古代中国的拜火教徒也曾遭遇秃鹫"短缺"的问题 , 他们改用狗分解死者的肉身 。 图为孟买的寂静塔
从15世纪开始 , 帕西人与伊朗本土的拜火教徒取得联系 , 并向后者咨询教义问题 , 相关文件汇编为名为《教义问答》的书信集 。 在19世纪 , 帕西人与伊朗本土的拜火教徒再度建立紧密的联系 。 与当时财力雄厚的帕西人相比 , 伊朗本土的拜火教徒普遍贫困 , 社会地位低下 。 在帕西人和英国人对恺加王朝的施压下 , 伊朗拜火教徒的人丁税被取消 , 开始享有与穆斯林同等的权利与义务 。 帕西人还帮助伊朗拜火教徒兴建火庙和新式学校 , 扶持贫困家庭 。 受到良好教育的伊朗拜火教徒逐渐开始在本国商界发挥影响力 , 几乎复制了帕西人的成功轨迹 。 帕西人还邀请伊朗拜火教祭司前往印度主持仪式 , 一些伊朗拜火教徒也陆续移民到印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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