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盗墓贼无意中的发现, 揭开千年前被遗忘的历史真相( 二 )

 发现|一个盗墓贼无意中的发现, 揭开千年前被遗忘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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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先秦的历史,最权威的记录是《春秋》和《史记》,《竹书》里的大部分内容跟他们还是符合的——但有一些地方,《竹书》的记载却跟他们很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例如对于上古“禅让”的记录,传统的说法是尧、舜、禹都是非常贤明的君主,尧老了以后就主动把位置禅让给舜,舜老了就禅让给禹,那是一段安宁祥和的黄金时代。《竹书》里面却这样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竹书》很明确的说,舜把尧囚禁起来,夺了他的帝位,并且阻止尧的儿子丹朱来见父亲。哪来的什么禅让?分明是血腥的宫斗大戏。这个……让我们怎么接受呢?“尧舜禹汤”都是儒家宣扬的上古贤君,“禅让”是贤君们美好德行的集中体现,所以儒家的夫子们一直念念不忘那个美好的时代,并且告诫我们:人类本来是善良的,只是后来才堕落了,所以我们要尽量恢复过去的那些高尚的道德。《竹书》却冷冷的说:根本没有什么黄金时代,世界从来就是黑暗的。还有伊尹,他是商朝的创立者“汤”的大臣,儒家史书记载:汤过世以后,他的儿子太甲继位,但太甲不好好治理国家,胡作非为,伊尹就把太甲关起来,让他好好反省。后来太甲终于改过自新,伊尹就重新把他接了回来,继续当帝王。太甲对于伊尹的教诲非常感激,感谢他教会了自己做人的道理。《竹书》上却记录了一段充满杀机的文字:“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汤死后,伊尹把太甲流放到桐这个地方,自立为帝;后来太甲从桐偷跑出来,杀了伊尹,夺回了帝位。在儒家的史书里面,伊尹一直是贤臣的代表,他兢兢业业,辅佐两代君王,是后世一切臣子的榜样。《竹书》却说,伊尹是个篡位的阴谋家,最后事败身死。千古偶像瞬间坍塌了。《竹书》的记载完全颠覆了儒家的历史观,给了我们一份暗黑版的上古历史。如果《竹书》的记载可信的话,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知道的历史都是被美化过的!谁对谁错?是个严重问题。 发现|一个盗墓贼无意中的发现, 揭开千年前被遗忘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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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不至于此。再推导下去,还有一个更恐怖的事实。我们知道《竹书》是战国中期的史书,而孔子是春秋末期的人物。这就意味着:如果《竹书》记载的历史是真实的话,那么这些事实孔子是知道的!而孔子的学说却完全忽略了这些历史,只是不停的宣传“尧舜禹汤”。这就说明:从孔子作《春秋》开始,儒家就在有意识的篡改历史!而且孔子自己也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儿子干了坏事,老子替他隐瞒;老子干了坏事,儿子替他隐瞒。这才是我们大家要的和谐社会嘛。”为了让大家保持高尚的道德,我们可以“善意”的隐瞒很多事情;我不告诉你真相,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不污染你纯洁的心灵。这样推下去的话,孔子说的:“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背后的含义就很耐人寻味了。再进一步推广下去,被我们封为经典的“四书五经”是否也是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之上呢?这个结论,即使在今天听来都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可以想见,在以儒家精神治国的封建时代,《竹书纪年》上的这些文字会给人们造成多么大的震撼,又会招来多么严厉的抵制!真假之辩(作者注:《竹书》的真假是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作者是门外汉,所以下面这段基本是胡诌,不足为凭。)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确保《竹书》上的内容就是真的呢?《竹书》跟儒家说的相反,所以总有一个在说谎,但怎么能肯定不是《竹书》在说谎呢?或者进一步说,怎么确定当年发现的那些竹简不是有人刻意伪造的呢?这个问题其实从《竹书》出土以后就一直存在了,无数学者为了《竹书》的真伪争论了上千年。不过到近代以后,随着甲骨文的出土,以及各种文献的陆续发现,还有后来的《清华简》的出现,这个问题基本有结论了:各种渠道发现的文献上面的内容跟《竹书》都可以互相印证,还有天文学上的推算也能证实《竹书》的真实性,所以《竹书》是战国时期的史书这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不存在伪造的可能。 发现|一个盗墓贼无意中的发现, 揭开千年前被遗忘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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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怎样确定编写《竹书》的人没有伪造历史?通过上千年来各种史学专家的研究,基本的结论是:春秋战国的历史,《竹书》的内容可信度是非常高的,甚至可能比《史记》更可靠,实际上,《竹书》出土以后就有很多人凭借上面的内容校正《史记》的错误。至于商朝历史,根据近代出土的甲骨文来验证,《竹书》的记载也相当可靠。真正的问题在于更早的那些历史,从三皇五帝到夏朝,《竹书》写作的年代离那时候已经有接近两千年,可信度就很让人怀疑了,同样,《史记》的记载也靠不住。但我们又找不到其他任何可靠的文献可以证实那段历史。其中,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关于“禅让”的记载,到底《竹书》跟儒家史书,谁说的才是真相?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战国时期的人对于三皇五帝的历史也并不了解,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学说在流传,出于晋国的《竹书》跟出于鲁国的儒家分别属于不同的派别,所以他们的记录才有那么大的差别?令人沮丧的是,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除非有一天我们能找到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明确可靠的文字记录,那才能给我们一个权威的答案,只是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所以《竹书》和儒家的争议,可能永远是一个罗生门,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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