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大连少年杀人案赔偿128万，央视聚焦隐秘角落的未成年犯罪( 二 )
白岩松：上周六《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 ，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 ，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对收容教养制度进行改进完善 ， 不再使用收容教养这一概念 ， 将有关措施纳入到专门教育 ， 而对大连那位杀人少年的三年收容教养 ， 已经是最严的顶格处理 ， 面对这不能更改的结局 ， 相信很多人都会想：防范这样隐秘的犯罪 ， 如何关口前移 ， 尽早的发现他们呢？
强制报告制度揪出家人猥亵女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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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 ， 9岁女孩兰兰告知父母 ， 自己被家人猥亵 ， 但爸妈不信 。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如果父母支不支持 ， 那么孩子的求助往往可能就化为泡影 ， 当真的看到了有一些案件过来的时候 ， 心里还是蛮沉重的 。
2020年4月兰兰再次被猥亵 ， 她偷拍全过程并上报村里 。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通过他人之手的话 ， 把这个情况反馈到了我们司法机关 ， 这孩子也很勇敢 。
这起家庭猥亵案发生在浙江桐庐县某村 ， 村妇女主任将兰兰的举报上报给县妇联 ， 妇联从县直接报给了杭州市检察院 ， 证据被迅速固定 ， 猥亵者很快被法律制裁 。 兰兰得到司法救助 ， 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拿到第一手证据 ， 首先得益于不久前 ， 最高检等九部门联合试行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强制报告制度试行以来 ， 报告的责任主体最多的是我们的医疗部门 。 医疗等部门 在发现这样的一些未成年人 ， 可能遭受侵害或者疑似遭受侵害的情况时 ， 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 那么同步也向检察机关报备 。
简言之 ， 任何人和责任主体 ， 只要发现未成年人遭到性侵、虐待、拐卖等9类侵害或疑似侵害的法定情形 ， 就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履行报案或举报职责 。 事实上 ， 该项制度在被最高检等部门推向全国前 ， 杭州市萧山区2018年4月已率先推行了该制度 。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萧山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性侵女童的个案当中发现 ， 前面两家医院 ， 都没有及时把孩子的异常伤情 ， 进行一个告知 ， 在将孩子送往第三家医院进行救治的时候 ， 我们的医护人员发现孩子的伤情异常 。 那么随即通过拨打电话报警 ， 发现了这样一起隐案 ， 从个案得到这样一个启发 ， 说他们希望能够建立起这样一项强制报告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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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萍所说的隐案即性侵猥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具有隐蔽性 ， 兰兰一案属于熟人作案的典型隐案 。 有数据统计 ， 熟人作案占比70%以上 ， 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都能成为报警维权的障碍 。
隐蔽性的另一层含义即 ， 因证据不全、保护未成年人意识不强等因素 ， 行政机构等责任主体存在不予受理和报告现象 。 强制报告制度正是为了解决未成年人被侵害后发现难、预防难、取证难而加重侵害的问题 。 另一方面 ， 如何积极开拓更多渠道 ， 让更多人以更主动的姿态加入报告行列 ， 决定着强制报告制度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 。
蚂蚁集团天枢安全实验室专家王群：传统的像是在12309的检察网 ， 以及12309的电话一个投诉举报 ， 对于民众来说的话 ， 这个参与度是比较低的 。 其实就算是群众是有相应的线索 ， 他也觉得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顾虑所导致的 ， 我不进行举报了 。 在这个过程中 ， 因为检察部门的话 ， 相对来说接收线索是比较滞后的 ，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是想做中间的一个桥梁 。
王群曾在检察系统工作8年 ， 熟知证据收集之难 ， 在他看来 ， 强制报告制度要打消公众因报告泄露隐私而可能被打击报复的顾虑 。 徐萍及同事则在试图解决线索源于公安单一渠道的问题 。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杭州是一个互联网高地 ， 我们在进一步深化强制报告制度的同时 ， 也考虑到了是不是能够以这个科技赋能的形式 ， 能够助力我们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 我们是想进一步拓展我们检察监督渠道 ， 能不能有一个全民参与的可能性 ， 所以我们也考虑到 ， 我们支付宝的用户黏性比较大 ， 另外一个用户的覆盖面也比较广 。
今年1月 ， 杭州市检察院与支付宝安全中心 ， 正式发布“检察监督线索举报—杭州”小程序未成年人保护专栏 ， 兰兰一案中的县妇联 ， 正是在媒体和系统内部宣传下得知该程序 ， 通过文字、视频、定位等实时上报案件 ， 并直达杭州市检察院 。
蚂蚁集团天枢安全实验室专家王群：如果您选择实名举报的情况下 ， 我们可以通过加密的渠道 ， 跟杭州检察院的后台系统进行实时对接 ， 保证这个数据肯定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进行传输 。 对于像匿名举报这一些线索的话 ， 设定一些必填的一些项目 ， 会有一定指引引导 ， 就是说必须得填哪几类元素 。
目前 ， 杭州共发生涉强制报告刑事案件34件 ， 同时还对制度落地不利者发出检察建议书14份 ， 显然 ， 只有长出“牙齿”的制度设计 ， 才能让责任主体有报告意识 ， 而科技赋能拓展多元渠道报告 ， 也才能让更多人敢于更早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 ， 让未成年人免于继续被侵害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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