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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5岁的新加坡是否已到了政局的“分水岭”( 二 )

今年55岁的新加坡是否已到了政局的“分水岭”
李显扬（中）和陈清木（右）在前进党的早餐会上 ， 二人与李显龙和执政党有着特殊的关系 来源：The Straits Times二、大选之下：一党优势制的变与不变代议制下的一党优势“一党优势制”（dominant party system）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阿兰·阿里安和萨缪尔·巴恩斯于1974年在《政治学杂志》发表的《一党优势制：一种被忽视的民主稳定模式》一文提出【2】 ， 形容一个国家由某一政党在民主选举制度（多为代议制）下长期胜选、稳定执政的现象 。 具有这一特征的国家 ， 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也是通过参与多党竞争、赢得立法机关（国会）大选得以实现 ， 形式上无异于传统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 。 由于反对党实力偏弱 ， 执政党可以连续胜选、垄断执政权达数十年之久 ， 俨然形成特殊的“一党制” 。当今国际社会 ， 一党优势制并不罕见 ， 在俄罗斯、南非、委内瑞拉、日本、土耳其等国 ， 执政党都已稳定执政至少近20年 ， 新加坡更是典型代表：1959年至今 ， 人民行动党已执政超过60年；历届国会中 ， 人民行动党几乎占据了90%以上的议席；而反对党在2020年之前能赢得的席位仅有个位数 ， 以至于新加坡在1984年引入了非选区议员制度【3】 ， 确保反对派始终有机会在国会发声 。今年55岁的新加坡是否已到了政局的“分水岭”
新加坡独立以来人民行动党历届国会选举表现 来源：维基百科竞争性政党体系和选举制度下出现一党优势的现象 ， 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得以独占优势 ， 既有共同原因 ， 也受特定因素影响：各国执政党可凭借执政优势垄断立法、行政、经济社会资源 ， 通过制定或修改选举法、重新划分选区、推出政策吸引选民等方式保持甚至扩大选举优势；有的大党与本国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或利益集团联系紧密 ， 尤其是主流宗教和大型社会运动（如战后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有的则得到了大型媒体支持 ， 或者对全国主流媒体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 从而间接引导公共舆论（如1979年至1997年间英国保守党）；有的执政党得益于国家多数族群或母语群体的身份认同（如1994年至今南非的非洲国大党）；有的执政党因其历史功绩或执政得到全民认可 ， 例如建立国家、民族独立与解放、政治变革、经济改革、国家崛起（如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以色列工党等）；还有的大党通过建立和维系执政联盟而确保其执政优势地位（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和印度国大党） 。如果一个执政党具备上述多重条件 ， 其长期优势将更难撼动 。在承袭英国普通法和选举机制的新加坡 ， 人民行动党执政时间之长、优势之大更显得不可思议 。 其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无疑是成功的精英治国实践：独立以来 ，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始终得以将顶尖人才招致麾下 ， 凭借专业知识与技能制定合适的政策 ， 推动国家经济起飞 ， 令新加坡从独立之初人均GDP仅500美元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为人均GDP超过64 000美元（世界第三）的高度发达国家 ， 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亚太经合组织（APEC）总部所在地 ， 并以成熟严格的法治、清廉的政府、开放的社会吸引着全世界的投资者、移民和游客 。 新加坡的巨大发展成就强化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合法性和选举优势 。然而 ， 执政党优势背后的其它因素 ， 却常招致反对派和国际社会抨击：人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受到法律严格限制 ， 包括宪法第14条对于言论、结社自由的限制 ， 《内部安全法》赋予政府不经审判和控告即可直接拘禁的权力 ， 以及《煽动法》、《广播法》、《公共秩序法》对言论和集会权利的限制 。 新加坡法学家、美国律师协会教授约西·拉贾（Jothie Rajah）的《威权式法治》（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一书 ， 揭露了新加坡法治如何制约异己、保护当政者 ， 却又无损于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正当性 。无论是第一位反对党议员惹耶勒南遭执政党多年起诉 ， 最终被判罪并褫夺议员资格 ， 还是原社会主义阵线议员谢太宝因违反《内部安全法》遭到23年监禁和9年软禁（监禁时间仅次于南非曼德拉） ， 无数针对反对派和异见人士的诉讼和司法判决似乎印证了拉贾的观点 。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 剑桥大学法学专业出身的李光耀 ， 熟知英国普通法的精髓 ， 行事注重程序正义 ， 成为他多年来与反对派博弈、维护执政优势的重要武器 。今年55岁的新加坡是否已到了政局的“分水岭”
新加坡前议员谢太宝因违反《内部安全法》遭新政府监禁23年、软禁9年 来源：The Straits Times此外 ， 新加坡承袭威斯敏斯特的简单多数制和独创的集选区制度相结合 ， 这一选举制度也有利于维持人民行动党的选举优势：前者导致执政党凭借六成得票率便可赢得超过九成的竞选议席；而后者令资源较少的小党难以组织足够多的候选人参选各大集选区 。 不同于其它英联邦国家 ， 新加坡的选举机构并非独立机构：新加坡选举局直属新加坡总理办公室 ， 其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更是由总理直接任命组建 ， 因此其调整选区划分的决定无需经过国会批准 。在此机制下 ， 人民行动党政府完全可以”指示”选举局根据不同地区选民结构的变化调整选区范围 ， 确保各选区的选民结构有利于执政党、其候选人立于不败之地 。 选举机构缺乏事实上的独立性 ， 为执政党留下足够的格里蝾螈（Gerrymandering）【4】操作空间 ， 也招致反对党和国际社会对新加坡大选公正性的质疑 。除了现有的法律和制度 ， 新加坡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进一步确保人民行动党暂无失去政权之忧：反对党规模偏小、力量分散 ， 多年来目标定位只是作为“副驾驶”【5】监督制衡执政党；新加坡本地媒体几乎都由政府投资机构——淡马锡控股和其它国营机构直接或间接控制 ， 包括新加坡国家广播电视机构——新传媒集团和几乎垄断纸媒的新加坡报业控股 ， 而独立媒体和国际媒体则多次因异见被政府用法律手段予以限制和惩罚 ， 为执政党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也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 ， 对于维护和谐、稳定的追求也使多数选民无意推翻执政党、促成“政党轮替” 。此外 ， 新加坡总理有权在总统授权之下临时举办大选、高额的选举保证金制度、执政党政府通过资助社会组织和群体获取支持等因素也给反对派和独立候选人带来了更多的阻碍 ， 甚至令其望而却步 。 大家都在同一个赛场赛跑 ， 但带着镣铐的选手怎么也跑不过轻装上阵的选手 。2020：变与不变与以往相比 ， 今年的新加坡大选处处体现新变化 ， 不乏“史无前例”的新现象：11个政党和1位独立候选人（共计192人）参选 ， 反对党数量再创新高；在重新划分的14个单选区和17个集选区 ， 竞选议席高达93席；自2015年大选之后人民行动党第二次在所有选区都要与反对党竞争 ， 在部分选区无人竞争、自动当选的时代成为历史；白沙–榜鹅集选区更是首次出现人民行动党、新加坡民主联盟、人民之声党三党竞逐的局面 。如果说2015年大选仍打上了李光耀的烙印 ， 那么2020年大选可谓是真正意义上“后李光耀时代”对执政党的首次检验 ， 而越来越多的“史无前例”体现了新加坡走向政治多元化的必然趋势 。 虽然外界普遍预期人民行动党胜选不成问题 ， 但此次选举中如何应对日益壮大的老对手工人党 ， 以及成立不久却来势汹汹的前进党的挑战 ， 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本届大选之变 ， 最不可忽视的是执政党内部的重大更替和社会对执政党的态度与观感 。 自1959年执政以来 ， 人民行动党先后经历了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三代领导人 ， 本届大选被普遍视为李显龙作为新加坡总理的收官战 ， 而前总理、国务资政吴作栋不再角逐连任议员、从政坛隐退 。 以副总理和执政党第一助理秘书长王瑞杰为首的第四代（4G）领导团队将正式接受新加坡人民的检验和委托 。 人民行动党以“守护生命、保障工作、共创未来”为竞选宣言 ， 围绕应对疫情这一主轴 ， 呼吁选民全力支持执政党 ， 确保人民行动党在大选后有足够的施政空间 ， 专注于疫情防控、稳住经济、推行政策 。但这一竞选主题招致反对党的抨击和指责 ， 后者声称执政党只是在利用危机之下人心求稳的心态谋求选举优势；另一方面 ， 执政党应对疫情行动迟缓、缺乏决断 ， 对外劳宿舍聚集性感染的忽视导致了疫情全面爆发 。 作为执政党 ， 人民行动党应对疫情的表现、竞选纲领、候选人言行、竞选活动无不受到反对党和社会的严格检视 ， 从“林绍权事件”便可见一斑：6月24日 ， 人民行动党提名42岁的吉宝岸外与海事总经理林绍权为裕廊集选区候选人 ， 却遭网民起底抨击态度傲慢、带有精英主义色彩、没有同理心、涉及海外项目贿赂 ， 仅四天后林绍权便在舆论压力之下宣布退选：多年来被执政党有效掌控的媒体和舆论 ， 这一次开始反噬执政党的选举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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