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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管涛：中国经济正由收缩转入扩张阶段，跨周期调节面临现实挑战( 二 )


今年以来 ， 面对疫情的严重冲击 ， 中国政府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 宏观政策立足于逆周期调节 ， 加大对冲力度 ，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 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 ， 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 同时保持了政策定力并留有余地 。
目前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已取得重大成果 。 这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以及中国制度的强大优势 。 而且 ， 中国的经验表明 ， 只要疫情能够迅速被控制住 ， 其对经济的冲击就是短期的、暂时的 ， 是对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的实质性帮助 。
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 。 一方面 ， 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 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 ， 同时“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疫情防控常态化 ， 仍将从供需两端抑制经济的自我修复 ， 就业压力显著加大 ，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 ， 财政金融领域风险有所加剧；另一方面 ， 海外疫情仍在波浪式蔓延扩散 ， 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 ， 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 ， 国际贸易投资萎缩 ， 高杠杆、大泡沫的金融脆弱性进一步积聚；再一方面 ，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 但疫情加速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 ，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之一是“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 ， 其中一期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 这个“消化期” ， 既有刺激时用力过猛的原因 ， 也有退出时收手过快的因素 ， 造成了宏观杠杆率过高、结构性扭曲加剧等“后遗症” 。 而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本轮经济周期性波动 ，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 宏观调控面临的风险挑战也前所未有 。
美联储7月份的议息会议声明表示 ， 经济的发展道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发展进程 。 这场仍在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将在短期内严重影响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 ， 并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 。 鉴于这些发展 ，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现有0~0.25%的目标区间 ， 直到确信美国经济能经受住近期事件的考验 ， 并有望实现其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 。
8月初 ， 美联储前主席耶伦在网络研讨会上表示 ， 美联储将于近期完成对货币政策框架的评估 ， 届时或将转向平均通胀目标制 。 她认为 ， 这样的决定将使市场对美联储长期保持低利率抱有信心 ， 并刺激经济活动和推高通胀 。 在平均通货膨胀目标制下 ， “美联储会认为让通胀率略超过2%水平是件好事” 。 近日 ， 旧金山联储的研究也指出 ， 在当前环境下 ， 通胀低迷已经迫使央行把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 ， 限制了危机时期的政策选择 ， 因此以平均通胀率为目标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工具 。
鉴于这次疫情引发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同以往 ， 故我们不宜简单套用过去的逆周期调节模式 。 跨周期调节要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 ， 既要避免对冲政策退出过迟产生更多后遗症 ， 又要避免退出过快导致复苏夭折 。 这将考验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技巧 。 笔者认为 ， 下阶段宏观调控要考量的因素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首先 ， 要对经济景气做出更加全面准确的判断 。 在经济复苏由供给端快速修复转向需求端逐步改善 ， 经济逐渐回升时 ， 不但要关注经济增长指标 ， 更要关注就业和通胀指标 ， 避免不成熟的政策退出 。
其次 ， 要注意分析经济复苏的动力源泉 。 如第二季度 ， 经济恢复正增长主要是因为投资特别是公共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 ， 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仍然低迷 ， 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依然同比下降 。 要避免政策过快转向 ， 抑制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 ， 以及消费需求的恢复 。 况且 ， 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 本身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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