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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财产公开第一人：最该站出来的就是体制内的人

“官员财产公开”第一人：“最该站出来说话的 ， 就是体制内的人”官员财产公开第一人：最该站出来的就是体制内的人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 还有三年就退休的范松青 ， 站在采访人员报到处旁边 ， 默默向采访人员分发自己的提案 。 采访人员看了就眼前一亮：呼吁广州在全国率先试行官员财产公开 。“他是政协委员 ， 向采访人员分发提案很正常 。 他又是政协的领导 ， 我们更不会管 。 谁知道他这份提案这么猛 ， ”回忆当日 ， 政协工作人员笑称 。范松青选择这个时机 ， 并非偶然 。 “两会” ， 正是鼓励“参政议政”的时刻 。 “假如说我平时发表一篇文章 ， 说官员财产要公开 ， 肯定上面会不高兴 ， ”范松青认为 ， 选择“两会”期间 ， 自己作为政协委员 ， 是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点、恰当的身份、讲恰当的话” 。采访人员问他：“你本人愿意公布财产吗？”“市委一旦出台相关文件 ， 本人愿意第一个带头公布财产 。 ”“不如先公布一下你家庭（包括伴侣、子女）的房产情况？”采访人员没有轻易放过 。范松青犹豫了两秒 ， 说：“好吧 。 我们一家三口 ， 目前仅有一套房改房 ， 是1998年市纪委分的楼梯房 ， 面积约74平方米 ， 位于海联路 。 那个位置的二手房市场价格 ， 约每平方米一万多吧 ， 我不太肯定 。 2003年之前 ， 我还有一套50多平方米福利房 ， 位于五羊新城 ， 后来以4000多元/平方米卖掉了 。 ”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郑炎潮记得老范家的样子 。 “第一次去他们家 ， 是个大热天 。 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没有电梯的8楼 ， 个个大汗淋漓 。 进屋一看 ， 房间只有70平方左右 ， 是房改房 ， 显得很破旧 。 一家三口挤在一起 ， 比‘蜗居’好不了多少 。 家里陈设也非常简陋 ， 与我们见过的普通市民家庭差不多 。 我们问他为什么还不买有电梯的大房子住？他轻淡地回答：买不起 。 我脑子顿时就打了个问号：一个厅（局）级官员买不起房？”“晒家产”后 ， 网友也对范松青发起了“人肉搜索”：一套70平米住房 ， 数十万存款 ， 这就是全部家当 。后来回忆起这段 ， 范松青说 ， 采访人员要求他“晒家产” ， 他是有心理准备的 。 “打铁先要自身硬 ， 你要人家做 ， 自己要先做表率 。 我之所以敢提出财产公开 ， 就是因为我本人经得起检验 ， 我就是靠着一万多块钱死工资 ， 怎么不敢公开呢？如果有贪污受贿那就不敢 。 说句不太雅观的话 ， 我的屁股比有些贪官的脸都要干净 。 ”“屁股比有些贪官的脸都要干净” ， 是有客观原因的 ， 他很清楚：“我因为一直都在机关工作 ， 原来在市委研究室 ， 在纪委主要是研究室 ， 在政协也是研究室 。 假如我到某个党政部门去当个一把手 ， 难保我不犯错误 ， 难保我不成为腐败分子 。 ”次日 ， 他的名字出现在各大报纸头版 。 会场上 ， 各报采访人员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 。 政协方面才知道 ， 出了个大新闻 。 对讲究“要帮忙 ， 但不能越位”的政协 ， 这就像个烫手山芋 。“我觉得当时领导还是有些不高兴 ， ”范松青回忆说 ， “有些领导跟我说 ， 你是副秘书长 ， 你要顾及一下你的身份 ， 你不是一般的委员 。 你如果是老板委员 ， 说什么都无所谓；你是副秘书长 ， 接受采访要经过批准 ， 经过领导同意 。 ”范松青回忆说 ， 成了“大新闻”之后 ， 广州市政协主席苏志佳找过他几次 。 “一方面是肯定这个提案没有错 ， 政协委员履行职责；第二个方面呢 ， 也是保护我 ， 就是说假如我在外面再乱说 ， 可能苏主席也管不了我了 ， 搞不好就是其他部门来干涉 ， 甚至某种组织处理都很难说的 。 ”感受到“压力” ， 范松青婉拒了部分采访 。家里人也给他压力 。 几乎所有采访过范松青的采访人员都知道 ， 他“特别怕老婆” 。“只要一听说采访人员 ， 她的神经就绷紧了 ， ”老婆在场的时候 ， 范松青是不敢接采访人员电话的 ， “她也是为了这个家庭的稳定 ， 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 ， 她很担心 。 ”为要不要接受采访 ， 老婆、女儿没少跟他吵架 ， 她们埋怨他“吃地沟油的命 ， 操总书记的心” 。 老婆早几年就退休了 ， 是一家企业的普通员工 ， 社保退休金每个月两千多 。 独生女儿在国企上班 。 公开财产后第10个月 ， 女儿成婚 ， 一桌酒席也没有摆 ， 亲家颇有怨言 。 岳父去世 ， 他赶回家乡治丧 ， 特意挂出“谢绝礼金”的牌子 。 后来家里遭贼 ， 几千元现金、女儿结婚的金银首饰被盗 ， “太太说全是我惹的祸 ， 小偷是来看我们家有多少财产的 。 ”“我也是既得利益者 ， 但我不能不顾百姓”范松青觉得自己是了解反腐工作的 。 来政协之前 ， 1998-2007年他在广州市纪委工作十年 ， 2002年就曾专门写过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调研报告 。 从纪委调到政协后 ， 他仍然很关注反腐 ， 但却感到“反腐越来越难 ， 腐败越来越严重……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 ， 大家都不做事 ， 都想得既得利益的好处 。 虽然我也是既得利益者 ， 但我不能只顾自己不顾百姓 。 所以我觉得我也要发出声音 ， 要推动财产的公开 。 这么多年我们的腐败越来越严重 ， 与我们的监督机制缺乏阳光是有很大关系的 。 ”“我们也有监督 ， 非常非常多 ， 什么纪委监察局司法机关人大政协群众监督舆论监督 ， 但事实上很多都是说样子的 ， 就是聋子的耳朵 ， 是个摆设 。 ”在他看来 ， 舆论监督才最有效 ， “因为纪委监督是有局限性的 ， 它有些不知道情况 ， 有一些呢又碍于情面 。 但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是无所不在的 ， 只要谁有了腐败行为 ， 在媒体上一晒 ， 这个人就完了 。 ”他觉得 ， 如果多几个愿意监督公车私用的“广州区伯” ， 这个社会的风气就会好很多 。 “但现在很遗憾 ， 我们在这方面不仅没有进步 ， 甚至倒退 ， 还不如八十年代那种民主开放的风气 。 ”“倒退”是让他特别难过的一件事 。 2013年他提出官员财产公开 ， 广州市监察局还给了回复 ， 虽然都是套话 。 2014年 ， 他提出“精官简政”的提案 ， 得到的是“不予立案” ， 还特地交代“不要炒作” 。 2016年退休前 ， 他提交了最后一份提案 ， 向“官员不作为”开炮 ， 称存在“不作为、慢作业、怕担当、无落实”现象 ， “我这个是有调查了企业和政府的客观依据的 ， 很遗憾 ， 也不予立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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