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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财产公开第一人：最该站出来的就是体制内的人( 三 )

官员财产公开第一人：最该站出来的就是体制内的人
自从呼吁财产公开 ， 范松青在每年两会上都被媒体“围攻” 。 图片来自新快报 。谈起“顾虑” ， 范松青觉得是很显然的事情：“我是公务员 ， 又是领导干部 ， 特别在目前要向党中央看齐、不能妄议中央的情况下 ， 如果发表一些观点 ， 肯定是为上面所不容的 。 ”也许他最有“顾虑”的时候是2015年 。 那时政协打算在退休前给他“提半级” ， 从副厅（局）提为正厅（局） ， 要公示 ， 那一年他就很“乖” ， 也打电话请采访人员们“理解” 。但他也只忍了一年 。 到退休前 ， 他又交了最后一份提案 ， 向“官员不作为”开炮 ， 声称要做“不在位的政协委员” 。他觉得自己是个幸运者 ， 所以有责任 。“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 ， 出生不久就挨饿 ， 上学不久就停课 ， 毕业不久就下放 ， 结婚不久就只生一个 ， 改革不久就没工作 ， ”这一代人中大部分都成了社会底层——下岗工人、农民——他的运气已经算很好 。“很多人对我说 ， 包括我的家人 ， 共产党给你这么多利益好处 ， 你还说共产党这个不是那个不是 ， 吃共产党的饭 ， 砸共产党的锅 。 ”他知道 ， 现在流行的是：风声雨声读书声 ， 我不吱声；家事国事天下事 ， 关我屁事 。“所以我也感到有时候内心很矛盾也很无奈 ， 难道我们提出一些批评意见 ，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分歧 ， 向党建言献策 ， 那就是砸党的锅吗？就不能把它当成正能量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让你们说话 ， 天也塌不下来呀 。 ”他想不通 。再出书 ， 这次为“改革”鼓与呼三年后 ， 一个细雨靡靡的上午 ， 当范松青坐在广州星海音乐厅旁的咖啡厅 ， 最让他感怀的往事 ， 不是三年前成为“晒家产”的最高级别官员；而是1980年 ， 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那时他才25岁 。 刚刚当完兵 ， 考入湖南师范学院 ， 就发生了数千人参与的学运 。“那时允许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 在湖南师院的校园里搞得轰轰烈烈 ， 整个校园的走廊上全是大字报……这个事 ， 过去都是禁区 ， 不准报道 ， 至今三十多年 ， 没有在任何媒体公开报道过 。 ”当时学校里有两个最著名的学生 ， 站出来参加直选人大代表 ， 一个叫梁恒 ， 一个叫陶森 。“他们在几千人的场合 ， 发表竞选纲领 ， 说话毫无顾忌 ， 官方自然不是很高兴 ， 但那时思想还比较解放 。 那时北京师范学院的刘源 ， 刘少奇的儿子 ， 也站出来毛遂自荐 ， 竞选北京某区的人大代表 。 他也发表了竞选演说 ， 以自己家庭的悲剧来警示大家 ， 说要争取民主 。 现在网上还能找到刘源的演说 。 ”但在范松青眼里 ， 论规模之大、影响之深 ， 这些事情都比不上湖南师范学院的学运 。学生拥护的梁恒、陶森 ， 与官方“指定”的代表 ， 形成尖锐对立 。 事情激化后 ， 上千学生大晚上跑到院办公室去质问院长 。 而院方认为学生的行为“没有党的领导 ， 无组织无纪律” ， 不理不睬 ， 拂袖而去 。 学生情绪更为激愤 ， 竟有两三千学生连夜到省委去请愿 。 “浩浩荡荡 ， 呼喊着口号 ， 唱着国歌 ， 一路游行示威 ， ”范松青回忆 ， 但省委也是简单做了下工作 ， 说“你们先回去我们慢慢解决” ， 就把学生打发了 。“后来省里来调查 ， 得出的结论是学院没有错 ， 领导没有错 ， 你们不要乱来 ， ”回忆往事 ， 范松青并不讳言自己当时的角色 ， “我是我们七八级政治系一班的党支部书记 ， 自然就站在官方的立场 ， 就是对另一方面的同学去做思想工作 。 当时作为支部书记 ， 我要了解情况 ， 要配合上面 ， 所以我都把这些记录下来 。 ”范松青告诉凤凰网（凤凰网【严肃新闻】微信公号ID：Serious-News） ， 他要把当年这些事 ， 写到他的新书——《我为改革鼓与呼》中去 ， 列入“政治民主”专章 。“民主首先是人的一种权利 ， 是客观存在的 。 其次 ， 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 必须要人去争取它 。 湖南师院1980年争取民主 ， 这是学生的一种大胆实践 ， 尽管最后可以说是失败的 ， 但也对我们今天争取民主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 ”《我为改革鼓与呼》是范松青的第三套书 。 前两套分别是：《我为人民鼓与呼》、《我为反腐鼓与呼》 。“我这些书 ， 从头到尾 ， 从每一个字的编辑、校对 ， 全是自己一肩挑 ， ”他的书 ， 都是自产、自编、自销 。 他选择找香港出版社 ， 自费出书 。“国内的出版要改革 ， 手续太繁琐 ， 费用太高 ， 一般的作者承受不起 ， ”他说 ， “我交给国内出版社 ， 半年多没有任何音信 。 即使有音信 ， 编辑、审查又得半年多 ， 这个时间我耽误不起 ， ”范松青说 ， 国内出版的费用大概要三万元左右 ， 而香港只要两三千 ， “少了一个零 ， ”他竖起一个手指 ， 微笑在脸上蔓延开来 。他说 ， 香港出版社可以提供国际书号 ， 但所有编辑校对都要自己来 ， 他觉得这样文责自负也很好 。所以这些书也不可能在国内书店公开销售 ， 读者只能直接找他买 。“我的书 ， 基本上都是亏本 ， 如果是有朋友帮忙买一点还好一点 ， 顶多都是送人 ， ”他有点不好意思 。他说 ， 也有人提出说要“赞助”他的书 ， “但我作为曾经的政协工作人员 ， 本人又是写反腐败的 ， 深知这里面的深浅轻重 ， 所以我不敢接受人家的好心与赞助 。 ”他说 ， 上一本书《我为反腐鼓与呼》印了2000册 ， 花了他十多万 。“我的书呢 ， 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 ”他说 ， 社会上反响不小 ， 广州大学还专门为他的书开了座谈会 ， 各大媒体都有报道 ， “但很遗憾 ， 纪检系统、纪委本身 ， 搞反腐的这些单位 ， 就不怎么重视 ， ”他讪讪地笑 。《我为反腐鼓与呼》 ， 他特地送了一本给广东省纪委宣传部部长梅河清 ， 一本给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 。 结果如泥牛入海 ， 再没有任何回音 。（凤凰网：孙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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