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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保候审|男子被关看守所10年：一年半后才知自己“杀了人”( 六 )


她记得那是个冬天 ， 丈夫反应很激烈 ， 拿起炉子边上的火钳 ， 仰着头要往脖子上插：“如果你也觉得我杀过人 ， 我就把我自己弄死！”
“他眼泪都下来了 ， 我心一下软了 ， 孩子都没来得及抱 ， 上去把火钳夺下来 。 ”高知花垂下眼睑 ， 声音低沉 ， 脸上已经藏不住细纹 ， “这是我记最清的一次” 。
后来她无意间翻出了郭尚仁的那个黑色皮包 ， 把里面的材料一字一句看了个遍 。
郭尚仁的案件材料 ， 右下为他在看守所用牙膏写的申诉书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杨海/摄
“看后我就相信他真的是被冤枉的了 。 ”高知花说这件事她没有告诉丈夫 ， 但“那时我就在心里跟自己说 ， 等孩子再大点 ， 我一定出去把这个案子给他跑下来” 。
郭尚仁的面包车跑了将近10年 ， 直到山上的矿关掉 。 他把车卖掉 ， 换了辆农用小货车 ， 开始卖菜 。
女儿上大学时 ， “卖菜赚100元就马上给她打过去当生活费 ， 赚50元就打50元” 。
小货车又跑了10年 ， 卖菜赚不到钱了 。 2016年 ， 夫妻俩把车卖了 ， 还了些债 ， 高知花到北京打工 。
“这么多年我一直支持他 ， 希望他能把案子翻了 ， 把压在身上这块石头卸下来 ， 他能抬起头 ， 我也能抬起头了 ， 孩子也能抬起头了 。 ”高知花说 ， 去北京打工 ， “一是为了生活 ， 二是为了他的案子” 。
她做家政 ， 每到一家 ， 有机会就跟客户提郭尚仁的事 。 有几家主顾给她介绍了律师 ， “我就马上坐公交过去找人家 ， 有的跟我说没希望了 ， 也有跟我要30万元的 ， 我出不起” 。
做工间隙 ， 她还去过国家信访局 ， 把申诉书递了上去 。 没过多久 ， 有法院工作人员到她家找到郭尚仁 。
“你看你现在房子也盖了 ， 儿女也都长大了 。 要是当年把你枪毙了 ， 这些都不会有 。 所以你就别再上访了 ， 好好生活 。 ”郭尚仁记得来客如此对他说 。
5
大女儿上大学后 ， 郭尚仁决定把自己的事情告诉她 。 他说孩子大了 ， 应该了解父亲的过去 。 那时他不断看到有冤案平反的新闻 ， 想让女儿帮他“在网上呼吁下” 。
案发时间太久远 ， 几乎历经两代人 。 如今在泥阳镇上 ， 郭尚仁与人交往时 ， 已经再自然不过 。 但总有一些事情提醒他 ， 自己仍然是个“命案嫌疑犯” 。
3个孩子第一次得知父亲的事情 ， 都是在学校里——与同学拌嘴时 ， 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被骂“杀人犯的孩子” 。
大女儿说她因此变得自卑 ， 她逐渐发现 ， 父亲的事情好像全班同学都知道 ， 自己却像个局外人 。 她变得敏感 ， “感觉我们和别人家不一样 ， 总觉得比别人差 ， 都不敢跟人大声说话” 。
有一年邻居家失窃 ， 却一直找不到小偷 。 平日关系融洽的乡亲说起风凉话 ， “因为我是杀人犯 ， 就怀疑是我偷的” 。
郭尚仁没解释太多 ， 也没跟邻居吵 。 “这点委屈算什么 ， 在看守所里那么大的罪都受了 ， 社会上什么事情在我心里都能过得去 。 ”
只有妻子知道 ， 那次被羞辱后 ， 很少喝酒的丈夫喝醉了 ， “关上门哭了很久” 。
在漫长的乡村生活里 ， 街坊邻居谁家有了红白事 ， 都会请郭尚仁帮忙 。 但是谁家来了有身份的客人或者亲戚 ， 需要找人陪酒 ， 郭尚仁就从来没被邀请过 。
就算在普通的酒席上 ， 也时不时有人借着酒劲儿当场向郭尚仁发难：“既然与你无关 ， 为啥还把你拉进去关10年？”大女儿说 ， 她不止一次看到过这种场面 ， 结果往往是一阵难堪后 ， 有人打破沉默：“别讲啦别讲啦 ， 吃饭吃饭 。 ”
因为得到“村支书看重” ， 郭尚仁曾当过两年生产小组组长 ， 带人从山上拉回旧公路拆掉不要的柏油 ， 把队上的“泥巴巷子”填上 。 有人写了举报信 ， “说我是杀人犯 ， 我就主动不当了” 。
提起这些事 ， 他总是摆摆手 ， 说现在眼里什么事都能过得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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