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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鼓励效忠、惩罚叛逆——从李唐王朝大规模的“赐姓”说起( 三 )


【李世民|鼓励效忠、惩罚叛逆——从李唐王朝大规模的“赐姓”说起】李世民|鼓励效忠、惩罚叛逆——从李唐王朝大规模的“赐姓”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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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惟良、武怀运是武则天的堂兄弟 ， 二人于唐高宗乾封元年被武则天诛杀 ， 并"改其姓为蝮氏" 。"蝮"是一种毒蛇 ， 武怀运和武惟良被赐恶姓 ， 是因为此二人与武则天长期存在矛盾 ， 是武则天攫取政治权力的绊脚石 ， 所以必须要除掉 ， 还要将他们打入万劫不复之地 ， 以此警示世人：连武家的子弟也不能阻拦武则天向政治顶峰攀登的脚步 。
李唐家族的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韩王李元嘉等人都是武则天的政敌 ， 一向反对武则天夺取最高权力 。垂拱四年 ， 武则天在平定这些人的叛乱后 ， 对这些人赐以"虺"姓 ， 并分别个个诛杀 。这"虺"字不但与"悔"同音 ， 还与"毁"同音 ， 赐"虺"姓表达了武则天希望李氏宗族认清现实 ， 对反对自己称帝的行为产生悔改之意 ， 否则李姓宗室将彻底走向毁灭 。
武则天给王皇后和萧淑妃赐恶姓 ， 是皇后废立之争的结果；给武惟良和武怀运赐恶姓 ， 是清理武氏家族自身内的绊脚石；对李唐宗室赐恶姓 ， 是通过对这些敢反对的宗室的惩处 ， 警示其他人 ， 巩固自己的统治 。
李世民|鼓励效忠、惩罚叛逆——从李唐王朝大规模的“赐姓”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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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赐姓之得失
赐姓作为一项激励措施 ， 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 。受赐者在精神和物质激励的双重作用下 ， 内心的荣誉感和积极性得到激发 ， 能更努力地为王朝效命 。安禄山旧部董秦被赐国名"李忠臣"后 ， 在吐蕃进攻唐朝西南地区、许多将领不敢出征的情况下 ， 李忠臣大声疾呼:"焉有父母遇寇难 ， 待拣好日方救患乎!" ， 毅然率领本部人马 ， 冲上前线 。"自此方隅有警 ， 忠臣必先期而至" ， 这正是唐朝赐姓的激励效果 。
客观的说 ， 一项激励措施能否保证实施的长期稳定 ， 才具有相应的权威性 ， 才能有更好的激励的效果 。但是古赐姓政策并不连贯 ， 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或者统治者的喜好而时断时续 ， 往往是需要某人效力时才为其赐姓 ， 不需要时则将赐姓收回 ， 缺乏稳定性和制度性 。
终唐一朝 ， 赐姓始终是一种临时政策 ， 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 。唐初时为了收拢人心 ， 大量赐姓；江山稳固后 ， 赐姓就很少；安史之乱爆发后 ， 为了激励军阀们效忠 ， 又开始大量赐姓 。
唐朝的赐姓 ， 多数情况下只是为了应付某种情况而采取的暂时措施 ， 所以激励的效果也会受到影响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在实施过程中并不见得很公平 ， 标准也不统一 。张三李四做了同样的贡献 ， 也许张三被赐姓 ， 而李四就没有 ， 同样的事迹不一定能得到同样待遇的赐姓 。
李世民|鼓励效忠、惩罚叛逆——从李唐王朝大规模的“赐姓”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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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赐姓甚至是军阀们逼着皇帝赐的 ， 这也大大妨碍了的赐姓的公平性 ， 非但起不到激励的效果 ， 还有可能适得其反 。这种被逼的赐姓 ， 往往数量庞大 ， 并不是只赐一人 ， 军阀的三亲六故都会沾光 ， 也使得赐姓失去了权威性 ， 激励的作用大大减弱 。唐代被赐姓者不计其数 ， 也说明了这种激励机制的运用得比较粗糙原始 。
赐姓在唐代的盛行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 。魏晋以后 ， 门阀制度形成了独特的姓氏文化 ， 姓氏不再只是一个人出身的符号 ， 还与国家政治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而与皇帝相同的"国姓" ， 能帮助人达到某种特殊的政治功能 ,宣示出身的尊贵 ,形成了全社会的"尚姓"意识和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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