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刑事合规＂破解单位犯罪归责难题
我国1997年刑法在第30条、第31条中规定了单位犯罪制度及对单位犯罪的处罚,从而确立了犯罪主体二元制的格局 。虽然受制于传统刑法理论罪责自负理论的影响,关于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曾一度受到理论界的质疑,但是面对组织体的日渐强盛、社会结构日趋精细的现代社会,将单位犯罪认定为与自然人犯罪所并列的犯罪类型已经没有争论的余地 。但是,作为一种应对风险社会治理需求的立法模式,我国目前的单位犯罪立法已无法应对现实复杂多样的环境 。即便是刑法教义学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对我国现行的单位犯罪刑事立法进行合理解释的空间依然狭小 。如刑法第30条的规定只是笼统地说明了单位犯罪是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却没有说明作为一种与自然人犯罪相区别的犯罪主体,单位犯罪是如何实施犯罪行为,又是根据什么进行归责的问题 。长期以来,传统理论认为:“单位犯罪是单位决策机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行为 。”但是,这一见解无法面对现代大型企业犯罪的问题 。首先,与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的企业不同的是,现代企业结构更为复杂、分工更为明确 。单位决策机构是什么机构难以界定,单位决策机构的行为让整个大型企业承担责任有违责任自负原则,在危害结果发生之后也很难证明单位决策机构存在故意和过失 。因此,借鉴域外企业合规经验,通过判断组织体是否包含合法的文化氛围、组织体内部是否有详尽预防犯罪的章程的企业合规计划,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呼吁企业合规计划引入到我国单位犯罪理论 。在笔者看来,通过刑事化的手段将合规计划引入单位犯罪,对解决当前单位犯罪适用的司法瓶颈有如下裨益:
一是刑事合规可以优化公害犯罪的治理路径 。伴随企业经营的规模愈加庞大、企业经营独立性越来越高,企业公害犯罪问题成为危害社会发展的毒瘤 。环境犯罪、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等公害犯罪一旦发生,即使对单位犯罪进行处罚也很难在较短时间内恢复社会原有的样态 。企业刑事合规通过将合规计划刑事化,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转化为法律责任,有利于在事前预防公害犯罪的发生 。与此同时,刑事合规也可在事后为司法人员判断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提供有效的“根据” 。
二是刑事合规可以有效地预防企业腐败犯罪 。当前,腐败问题呈现出由公共部门向私营部门转向的趋势 。将刑事合规植入企业管理,可以实现国家治腐和企业自治的双结合 。特别是在反洗钱、反偷税漏税等领域,可通过刑事合规加强国家对企业的监管 。
三是刑事合规可以解决单位犯罪刑事归责的困境 。如上所言,传统单位犯罪理论无法解决单位犯罪归责的难题 。刑事合规制度则可以解决单位犯罪刑事归责的困境 。传统观点受到诟病的原因在于,单位犯罪的刑事归责受制于自然人犯罪,无法真正说明单位犯罪作为一种独立于自然人犯罪的主体的真正原因 。单位作为一个组织体,无法像自然人一样具有故意和过失的主观过错,但是,刑事合规通过刑事立法促进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的预防犯罪机制,通过考量企业有没有建立有效的合规机制来判断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不仅可以有效地回答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关系,也能有效地解决单位犯罪刑事归责的独立性问题 。
【以"刑事合规"破解单位犯罪归责难题】当然,以上刑事合规之于单位犯罪司法实践的意义,学界也进行过探讨 。但是,对于如何将刑事合规植入单位犯罪理论,尚未明确 。在笔者看来,只有通过刑事立法明确合规的意义,刑事合规才能真正地大步进入刑法学的视野之中 。且刑事合规也并非是“万金油”,其并不能承担起解决单位犯罪的所有问题 。
其一,刑事合规的合法性受制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影响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帝王条款,其核心旨趣在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时下学界所研讨的刑事合规理论制度只是一种“舶来品”,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刑事合规并没有进行规定,且任何刑事合规制度运行良好的国家均通过立法对刑事合规进行保障 。刑法教义学的发展必须立足我国的实定法,在没有刑事实体法的保障下,刑事合规制度只能作为一种理念而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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