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中国创业投资先行者——东方富海董事长陈玮:创业、创新、创投,缺一不可!( 二 )
在深创投迎来创投转机
“天赋企权”初衷再现
在履新之初 , 陈玮并非投资高手 , 尽管后来担任了深创投的总裁 , 但据他回忆 , 深创投在1999年创立时 , 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创业投资是怎么一回事 。 所以业内人士不仅在投资素养方面积极“充电” , 也在摸索适合于本土创投发展的规则与政策 。
深创投属于国企 , 但在陈玮的印象中 , 这家企业的市场化程度足够高 , 即便在他刚进入的时候 , 公司在激励机制上就允许员工跟投项目 , 允许业务人员获取项目收益分成 , 允许按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奖励基金 。 即使到了现在 , 很多地方政府在国有基金上还做不到按市场化机制管理和激励投资团队 。
这也使得深创投从一开始就成为国内创投业的“标杆” , 早期全国大约有100多家投资机构 , 累计管理规模不过200亿元 , 其中深创投就管理有7亿元人民币 。 但当时的政策配套尚不到位 , 尤其是在项目退出和相关法规的完善方面支持不利 , 整个创投行业并不具备市场化的赚钱效应 。
一方面 , A股启动全流通改革的方案在当时已探索已久 , 但在股权分置改革以前 , 非流通股不可以上市交易 , 对于上市前参投企业的创投机构而言 , 投资容易、退出很难 。 另一方面 , 当时施行的旧版公司法中 , 规定企业对外投资不能超过公司净资产的50% , 剩余50%投资无门 , 企业资本利用受限 , 财富累积效率明显不足 。 再加上频繁的IPO暂停 , 创业投资发展举步维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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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019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情况
图片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转机出现在2005年 , 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在当年4月获国务院批准 , 允许非流通股上市交易;随后在新修订的公司法中明确 , 企业对外投资可以超过50% 。 从此 , 股权流动和退出的大门被打开 , 创投机构看到了退出的机会 。
事实上 , 股权流动一直被陈玮看作是“天赋企权” , 股权分置改革后 , 股权流通不再受限 , 避免了资本市场过多的人为干预 。 但对投资机构的管理却不能完全按照“同股同权”的思路来做 , 彼时已是深创投总裁的他开始谋求转型 。
据陈玮回忆 , 当时的创投机构都是采用投资公司的方式 , 包括深创投在内 , 都是直接用股本金(注册资本金)进行投资 。 这一模式的弊端在于 , 投资决策、激励机制、资金使用的话语权往往在出资最多的大股东手里 , 如果大股东缺乏投资经验与专业背景 , 则不利于开展专业化、市场化的投资管理工作 。
后来随着2006年新的《合伙企业法》出台 , 使得在我国建立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成为了可能 。 同时 , 《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也相继出台 , 再次为创业投资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 陈玮在当时看到了创业投资未来的希望 , 也因此在2007年离开深创投并创办了东方富海 。
创新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
本土创投模式渐与国际接轨
然而在创业初期 , 设立并管理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投资基金 , 在本土机构中几乎没有先例可循 , 陈玮和他的团队只能参照成熟资本市场的经验 , 创新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 。
在有限合伙制下 , 合伙人被分为有限合伙人(LP)和普通合伙人(GP)两类 , 前者仅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 而后者则需要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
这一制度在当时的投资界仅仅停留在理论阶段 , 而要想付诸于实践 , 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相互分离 。 陈玮坦言 , 且不谈如何取得LP的信任 , 甚至市面上连完整的有限合伙协议书范本都没有 , 连当时的律师也写不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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