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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刚澎湃新闻|皇帝劝捐与帝制没落( 二 )


为什么诸多官僚背弃了朱明王朝？为什么这些人有意无意地认为 ， 即将丢失的只是朱家的江山而与自己无关？为什么在明末没见到大宋亡国时那么多蹈海而死的大臣？这与帝制时期制度理性化发展至明代的进程有关 。
国家有效治理的关键 ， 是围绕公共权力建立并完善政治制度 ， 避免权力为各级官吏所私用 。 在帝制时期 ， 由所有权与统治权合一的君权 ， 代行的是共同体的公共权力 ， 这样的制度可以依靠君主对自身地位的重视来实现公共权力的独立性与至上性 ， 以君主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来保障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实现 。 因此在帝制时代 ， 君主不断地把官僚私用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 这看起来是君主通过集权而实现专制 ， 但代表的却是权力不断实现理性化的过程 。
自战国发展至明代的帝制时代 ， 就遵循着权力理性化的进程 。 在明初 ， 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 ， 亲揽政务 ， 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 ， 这是君主集权也是权力理性化的反映 。
可是 ， 当皇帝将几乎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时 ， 政权也就真正地成为皇帝一家一姓的私有物 ， 各级官僚行使的全是源于君主的制度化授权 。 皇帝与官僚之间的君臣关系因理性化而客观化 ， 因客观化而变得冷酷 ， 二者在心理上也就越来越疏远 。
在官僚的心目中 ， 自己是因科举成功而从制度上获得国家公职的 ， 凭借资历与功绩获得升迁 ， 在微薄的官俸制度下凭本事捞取钱财 ， 一切似乎都与皇帝无关 。 正因如此 ， 在朱明王朝的危急时刻 ， 没有人愿意捐出私产来挽救与己无关的王朝 。
为什么说劝捐事件反映出君主制乃至帝制在走向没落？崇祯皇帝劝捐无效 ，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反映由汉高祖在“白马之盟”中奠定的帝制时期君主官僚制的衰落 ， 而其中最核心的是君主制的没落 ， 并由此反映出帝制整体正走向终结 。
在汉初高帝十二年 ， 刘邦刑白马 ， 与诸大臣和将领盟誓曰：“非刘氏不得王 ， 非有功不得侯 ， 不如约 ， 天下共击之” 。
按照李开元先生的说法 ， 在君臣相对平等意义上形成的这一盟约 ， 在中华帝制史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 一方面 ， 它意味着君位建立在可撤销的契约基础上 ， 君主有“德”才会有君位并受群臣拥护 ， 若没有“德”那王朝就该灭亡 。 另一方面 ， 它意味着帝制中权力分配采用血缘制和功绩制两套标准 ， 最高统治权由皇族垄断 ， 以封同姓王为形式 ， 通过血缘关系来承继；一般统治权由官僚掌握 ， 以封侯为形式 ， 通过功绩原则来分配 。 同姓封王 ， 可以确保君权能稳定地传承；功绩原则 ， 在最初主要是军功 ， 在后来则主要为文治功劳 ， 承担主要治理责任的官僚 ， 要靠能力与业绩去获得和保有权力 。
就这样 ， 围绕着皇位继承和君权运行 ， 构建起最高权力的转移与运行机制；围绕着官僚的录用与升迁 ， 建立起官僚治理权的授予与激励机制 。
这样的君主官僚制度 ， 比起罗马帝国的制度要有效得多 。 罗马帝国没有固定的皇位继承制度 ， 皇帝常常由军事首领的武力决定 ， 最多再经元老院选举来确认；而统治各地的总督也常为皇帝的私人代表 。 因此它的皇位传承没有稳定性 ， 官僚治理能力也没有保证 。
不过要说回来的是 ， 在中华帝制中的君主官僚制中 ， 君主与臣僚不同的产生方式 ， 也决定了二者既需要合作又存在可能的背离 。
就合作来说 ， 官僚依靠君主来获得权力、实现个人理想与天下太平 ， 而君主也需要官僚来实现国家治理并巩固自己一家一姓的君位 。 就背离而言 ， 仅凭血缘原则继位的君主个人 ， 不可能真正赢得依靠学识获取官位、凭借业绩决定升迁的官僚的忠心 。
从劝捐事件可以看出 ， 在君主可能失去江山时 ， 具有自己独立地位与权力来源的官僚背弃君主是坚决无情的 。 哪怕是勋戚和宦官这些被君主有意识地扶植起来的私人 ， 也没有成为卫护一家一姓政权的力量 。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 ， 将这些官僚的心思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 ， 那就是“天下为主 ， 君为客”：君主不是天下的主人而只是可以更换的客人 ， 任何人的君位都是可被撤销的对象 ， 官僚也可为不同的君主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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