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我国的科研水平跟西方的差距已比50年代大( 二 )
据科学家们回忆 ，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科学技术水平 ， 至少在一些学科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 如胡亚东先生在《九十自述》中说：“那时候从科学的水平来说 ， 大家感觉到我们比世界并不是低得很多 。 当然从领域来说我们比较少 ， 譬如这化学发展领域有50个 ， 我们也就在10个领域里面做点工作 ， 但这10个领域的工作也不见得差 ， 所以做那规划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很困难 。 ”应当说这得益于接收了原中央研究院的老底子 ， 以及建国之初大批留学海外的科学人才回国 。 (楼主附注：“中央研究院”就是民国时代的“中科院”兼“中国社科院”)也许正因为此 ， 当时领导人说起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来 ， 还是有几分底气的 。 正如胡先生所说 ， “12年规划实际上就是一个追赶的计划” 。 但非常遗憾的是 ， 这个规划并未能按照既定轨道顺利实施 。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运动的干扰 ， 到文革结束后我国与世界的差距是怎样的呢？还是引用胡先生的话：“1980年开全国科学大会 ， 咱们国家与世界的差距要比1956年搞第一次科学规划的时候大得多了 。 为什么呢？因为20世纪科学发展得非常快 ， 这时候你要错一点 ， 就比你前边倒退10年 。 所以我们这10年过去了 ， 人家好多新的领域我们听都没听过 ， 什么分子轨道 ， 对称守恒原则 ， 什么光化学 ， 分子反应动力学 ， 咱们根本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 人家都是这几年做的 。 这时候科学已经到了那个地步 ， 堆积出来的东西越堆越多 ， 越用越好啊 。 ”
当年出版的那次大会的“文件集”——文件汇编 。第四 ， 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 。 这就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感觉了 ， 但一滴水也能折射出江海之貌 。 从父亲手稿中 ， 我读出了50年代人们那种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 上至国务院、科学院的领导人 ， 下至各学科科学家及我父亲这个年轻秘书 ， 都在为一个新生共和国的科学事业废寝忘食地工作 ， 充满了热情、希望甚至有一种叫做“忠诚”的东西 。 那时我父亲正当31岁 ， 而立之年 ， 他深知12年科学规划对我国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 ， 相较之下个人、小家庭的分量就显得很轻了 。1月到3月 ， 我在母腹中孕育 ， 已近瓜熟蒂落 ， 但父亲没有一天是在家中或医院陪伴母亲 ， 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西郊宾馆、西苑大旅社和中南海怀仁堂等地开会、奔忙 。 3月12日我出生当天 ， 父亲手稿中记着：“上午9点 ， 至西郊宾馆 。 近日科学规划委员会工作者已大部集中 。 ”“9点 ， 和武衡同志谈 。 10点 ， 在楼上生物地学组 ， 对新来的工作人员作了报告 。 午后 ， 武衡召集了学部谈 ， 苏联科学院16位院士将到京 ， 应作准备 。 5点回 。 ”那天父亲下午5点才下班 ， 从西郊回到府右街家中或北大医院产科病房 ， 最快也有6点多钟了 。我问母亲 ， 您是怎么生的我？母亲说 ， 肚子痛了 ， 自己拿个小包去医院 ， 生时也是一个人 ， 出院时抱着你 ， 自己叫辆三轮就回来了 。不可思议！在今天 ， 这样的父亲会被看成对妻女不负责任 。 而在当时 ， 这种工作状态是普遍的 。 那时提倡的是一种大公无私 ， 公而忘私的精神 ， 而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正是自觉遵循着这种精神 。接下来的13日、14日、16日、17日 ， 手稿中都有记录 。 父亲天天忙 ， 忙得不可开交——苏联总顾问拉扎林科做解释发言 ， 科学规划委员会开成立大会 ， 讨论学部草拟和学术秘书处所总结的53个重要项目 ， 等等 。 这一切都是那么重要 ， 从中自然看不到一点刚分娩的妻子和新生女儿的影子 。写下这些 ， 我对父亲毫无抱怨之意 ， 相反是一种敬佩 ， 敬佩他为了心中崇高的事业和理想 ， 甘于奉献和牺牲 。从父亲的手稿中 ， 我还发现自己过去并不是那么了解父亲 。 我不够了解30岁的他是怎样忘我工作的；不够了解一直被我看作“外行领导内行”的他 ， 实际上也具体参与了科学工作（比如1月21日在怀仁堂 ， 3月12日在西郊宾馆 ， 代表生物地学组做业务报告）；不够了解正式学历只读到完小的他 ， 在文字上是那样有才华 。 过去我虽然也读过他写的东西 ， 但似都不如这份手稿写得这样简洁、明晰 ， 还时时出现“亦到”“即至”“至院”“座为之满”之类的文辞 。 难怪后来父亲随张稼夫调到国务院二办（文教办公室）后 ， 独立主持计划组的工作 ， 被文办的同事称为“笔杆子” 。我叹息 ， 不能在父亲生前充分了解他的这些长处 ， 也感慨：低调而不事张扬的人 ， 常会令人在不经意间 ， 越来越多地发现他的优点；而那些生前爱搞个人崇拜的人则相反 ， 他的缺点和问题会在身后越来越多地被人发现 。读父亲的手稿不禁令我联想到后来发生的一切 ， 不由不发出这样的喟叹：如果沿着1956年那种势头发展下来 ， 以当时人们那样的干劲 ， 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不是早就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了吗 ， 至少不会相差得那么远 。 遗憾的是历史开了个大玩笑 。 正像胡先生所描述的 ， 到1980年第三次科学规划时 ， 已经被世界科学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手稿中提到的人物 ， 据我所知 ， 范长江、张稼夫、杜润生及我父亲等 ， 都在文革中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 ， 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 范长江1970年惨死在河南确山“五七干校”一口枯井里 。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 ， 父亲是弥足珍贵、无比重要的 ， 但在科学乃至社会发展的长河中 ， 他也只不过是一滴水、一朵小小的浪花；这几页手稿 ， 在浩如烟海的科学史资料中 ， 也许无足轻重不足挂齿 ， 但我相信 ， 正像滚滚洪流是由无数滴水和浪花组成的一样 ， 无数小人物的辛勤劳动真诚奉献 ， 才是历史得以向前发展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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