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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责|冤假错案的追责困境：多“止步于国赔”，有办案民警在追责过程中自杀


追责|冤假错案的追责困境：多“止步于国赔”，有办案民警在追责过程中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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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假错案的追责困境
本刊采访人员/周群峰
发于2020.8.21总第962期《中国新闻周刊》
8月4日 ， 江西省高院对原审被告人张玉环故意杀人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 撤销原审裁判 ， 宣告张玉环无罪 。 在被关押了9778天后 ， 张玉环回到南昌市进贤县的家人身边 ， 他也成了目前国内已知被羁押时间最长的蒙冤者 。
是谁造成了这起冤案？谁应该对张玉环失去的27年负责？张玉环的辩护律师王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将根据张玉环的委托 ， 对当年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和其他司法人员展开追责 。 张玉环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反复说着一句话：追究刑讯逼供者的责任 。
党的十八大至今 ， 各地人民法院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5·24乐平奸杀碎尸案、张玉环案等数十起重大冤假错案 。 这些案件被纠错后 ， 后续的追责问题却普遍举步维艰 。
《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梳理和回访发现 ， 这些案件多“止步于国赔” ， 在追责过程中 ， 鲜有一查到底的案例：有的涉事办案民警在被追责过程中自杀 ， 导致后续追责不了了之；有的被追责人数虽然众多 ， 但被当事人和家属质疑为力度不够 ， 有高举轻放之嫌；还有的当事人在各种因素下 ， 主动放弃追责 。
受访的法律界人士称 ， 对这些当事人而言 ， 追责之路甚至比平反之路更为曲折漫长 。 目前 ， 追责在法律依据方面没有障碍 ， 之所以在实践中困难重重 ， 除了存在取证难、责任主体分散等因素 ， 关键是司法机关的追责决心和态度 。
难以启动的追责程序
1993年10月24日 ， 南昌市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有两名儿童失踪 。 次日 ， 他们的遗体在一水库中被发现 。 几天后 ， 时年26岁的本村村民张玉环被警方锁定为“杀人嫌犯” 。 历经三次被判死缓的张玉环 ， 近日被判无罪后 ， 接受多家媒体采访 ， 陈述自己曾遭刑讯逼供 。
张玉环回忆起当年被刑讯逼供6天6夜的情形 ， 办案人员用吊打、蹲桩、电击、放狼狗等手段逼迫其承认杀人 。 极端恐惧下 ， 张玉环“承认”杀害两小孩 。 如今 ， 面对媒体 ， 张玉环一一报出了刑讯者的名字 ， 他们分别是付某文、吴某才、周某、袁某华、周某华、支某华、付某选、胡某芳 。
进贤县公安局政治处一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 ， 相关追责事宜目前由进贤县委政法委统一协调部署 。 而进贤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汪义华表示 ， “这个（追责）不是我管的范畴 ， 政法委这边主要是负责张玉环后续的安置工作 。 ”
张玉环的代理律师王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一些冤假错案平反后 ， 当事人提出明确追责诉求后 ， 相关的司法机关往往迟迟没有明确的答复和处理决定 。 “这类案件发生后 ， 有的司法机关会做出追责的表态 ， 但往往不了了之 ， 很多地方甚至根本没有表态 ， 这是现在冤假错案追责时面临的一个普遍现象 。 这说明 ， 相关司法机关对这个问题重视程度不够 ， 或者有意回避 。 ”
王飞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 在过往的多起案件中 ， 当事人获得无罪之身后 ， 追责之路难见实质性动作 。 聂树斌案、曹红彬案等案件都是这类例证 。
2016年12月2日 ，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 ， 宣告聂树斌无罪 。 2017年3月30日 ， 河北省高院就该案作出268万余元的国家赔偿决定 。 聂母张焕枝表示接受这一结果 ， 不再申诉 。 聂树斌案代理律师李树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回访时表示 ， 2017年8月 ， 他陪张焕枝到北京 ， 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寄送了由马云龙（率先报道聂案的媒体人）起草的追责申请书 。 “但迄今为止 ， 整整3年时间了 ， 一直没有回音 。 ”
李树亭称 ， 至今为止 ， 他所知道的追责情况 ， 只有李久明案的相关办案人员 ， 被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 。 李久明生于1965年 ， 2002年7月12日 ， 因一起入室杀人案 ， 遭遇办案人员刑讯逼供 ， 将他屈打成招 ， 被唐山中院判处死缓 。 直到2004年真凶蔡明新认罪 ， 2004年11月26日 ， 李久明被无罪释放 。 2005年1月 ， 唐山市公安局南堡分局刑警大队原大队长卢卫东、原教导员黄国鹏等7名参与该案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受到法律追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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