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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深圳何以为“新加坡模式”而转身？

文/邓海建
9月1日 ， “深圳将学习新加坡住房模式”上了微博热搜 。
追根溯源 ， 这一说法来自近日深圳市住建局局长张学凡的公开表态：“新加坡是深圳学习榜样 ， 将来深圳市60%市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赁或出售的住房中 。 ”
思路分明 ， 掷地有声 。 很显然 ， 这不是决策主导部门的“闲来之笔” 。
尤其是在“7·15”楼市调控政策发布一个半月后 ， 再加之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亦是深圳获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一周年——节点特殊、背景宏大 ， 住房政策调整往往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 于此而言 ， “新加坡模式”确有大概率走上未来深圳住房政策C位的可能 。
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个“新加坡模式” 。 简言之 ， 这个模式的硬核设计 ， 就是政府计划主导住房供应 。 据悉 ， 新加坡从1964年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 ， 鼓励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层购买建屋发展局兴建的组屋 ， 建立起与多数发达国家以公共租赁或房租补贴为主截然不同的住房保障制度 。 截至2016年 ， 高达82%的公民居住在组屋里 ， 住房自有率和组屋自有率均在90%以上 。 目前 ， 新加坡已形成由组屋和共管公寓为主的保障房市场 ， 以及中高档公寓、别墅为主的私人住宅构成的成熟住房体系 。
一句话 ， 这个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维护房地产稳定均衡发展的同时 ， 基本实现了“住有所居、居有其屋”的梦想 。
住房模式“向左”或者“向右” ， 深圳当然有两种选择 。
如果“左边”是中国香港、“右边”是新加坡 ， 深圳在住房模式上显然是左行许久后的“右拐弯” 。 这当然不是说香港模式就必然劣于新加坡模式 ， 事实上 ， 包括深圳在内的内地楼市 ， 基本上都能窥见香港模式的影子 ， 比如预售、公摊等制度 。 不过 ， 香港模式的弊端也是明显的 ， 尤其是在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远超住房供应能力的时候：一是房价畸高难以平抑；二是调控能力边际递减；三是宜居指数跌跌不休；四是衍生问题层出不穷 。
歌里唱 ， 再不疯狂就老了；现实是 ， 再不转身就晚了 。
观察今日之深圳的维度 ， 终究绕不开以下几个：比如 ， 城市里的绝对人数越来越多 。 2019年 ， 深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5万元 ， 居各经济特区之首 。 常住人口约1344万 ， 40年来 ， 常住人口增长约42倍 。 同期 ， 北上广人口增长在1～2.5倍之间 。 又比如 ， 城市里的相对房源越来越少 。 时下 ， 深圳人均居住面积27.8平方米 ， 还没有达到国家和广东省的最低标准线 ， 而根据深圳市住建局今年4月发布的《住房发展2020年度实施计划》 ， 深圳居住用地占全市总建设用地的22.6% ， 依然低于国家相关标准中25%～40%的下限 。
人多房少——只要这个矛盾不解决 ， 那么 ， 千百年来“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居住诉求 ， 对城市管理者来说 ， 可能始终是个余音绕梁的梦魇 。 又如果房地产市场深谙这套逻辑、熟知短期固化的供需结构 ， “房住不炒”的底线能不能被我们坚守住 ， 还真是一个大问题 。
以上这些道理 ， 证明深圳必须在住房模式上有新作为 。 不过 ， 促使其下定决心拿出新作为的 ， 起码还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前提：第一 ， 深圳是中国楼市的风向标 。 20多年来 ， 国内楼市的“GDP化” ， 备受诟病、积重难返 。 如果说 ， 深圳的居住矛盾是促使其放弃香港模式的关键 ， 那么 ， 深圳这4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修为”则是促使其选择新加坡模式的底气 。 换言之 ， 地方财政有积累 ， 政府主导住房模式才有“地基” 。
第二 ， 楼市调控屡成“空调” ， 说到底 ， 还是对长效机制缺乏理性的认知 。 这些年 ， 一个共识渐次清晰起来：离开覆盖全社会的稳定住房供应体系空谈“强有力的宏调” ， 差不多就可以认定为“耍流氓” 。 新加坡模式的“中心思想” ， 是把住房当做民生产品看待 ， 而不是金融市场的敲门砖；既然是民生产品 ， 公共服务自然要兜底 。 早在2018年 ， 深圳住建局就推出了一项新的住房建设计划 ， 名字叫做《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 。 意见提出 ， 到2035年要新增170万套住房 ， 其中保障房比例要占到60% 。 有这份心 ， 有这个能力 ， 再拿出些魄力 ， 住房问题才能不至于总在外围道路上兜兜转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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