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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杜伟生 以书为媒与古人、后人对话( 二 )


“老师傅们认为这就像一加一等于二 ， 没什么可以解释的 。 ”杜伟生说 ， “抹上浆得粘住 ， 粘不住 ， 就是浆少了；粘上又揭不开 ， 就是浆稠了 ， 就很简单 。 ”
后来他越来越体会到 ， 师傅们的很多做法 ， 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 比如一个简单的操作：做封面 。 师傅们都是先粘在书上 ， 再把三面内折 ， 严丝合缝；有人改掉次序 ， 先折好三面再粘 ， 就会对不齐 。
当初为什么这么做 ， 师傅没说 ， 但方法就摆在那里 。
敦煌遗书
全国古籍保存量据统计大概有5000万册 ， 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修复 ，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 而在2007年之前 ， 古籍修复行业只有不到100人 。
人手不够 ， 只能捡最重要的项目先做 。 国家图书馆最早启动的一个修复项目是《赵城金藏》 ， 4814卷佛教经典《赵城金藏》1949年进入北京图书馆 ， 由于抗战时期为避免被日本劫掠和破坏 ， 被藏在煤矿坑中 ， 不少经卷受潮后长满黑霉 ， 粘连在一起 ， “黑得像木炭、硬得像木棍” 。
1949年至1965年 ， 国家图书馆用时16年修完《赵城金藏》 ， 其间建立起最早的古籍修复队伍 。 20多年以后 ， 主持修复敦煌遗书的任务 ， 落在了杜伟生肩头 。
敦煌遗书、《赵城金藏》与《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一起 ， 并称国图的四大“镇馆之宝” 。 敦煌遗书指的是敦煌莫高窟洞窟中发现书籍 ， 大多为唐朝时期 ， 最早可以上溯到南北朝 ， 距今1500多年 。 全球现存敦煌遗书近5万卷 ， 其中1.6万余卷收藏在国图 ， 大概有4000到5000卷需要上手去修 。
动手之前 ， 杜伟生系统研究了《赵城金藏》的修复过程 ， 他更关注的是教训 。 在《〈赵城金藏〉修复工作的得与失》一文里 ， 他总结称 ， 《赵城金藏》采用蒸揭 ， 全部托裱 ， 经过托裱的经卷 ， 卷子上下两边全被裁切整齐 。 这样 ， 经卷原来的纸张宽度就受到损失 ， 对后人从造纸学方面来研究经卷用纸非常不利 。 “当时只要在托经卷时在经卷上下粘上一个纸边 ， 就可以使信息量少损失一些 。 ”
托裱 ， 是以前修书的通用方法 ， 在书页背后托上一张大纸 ， 旧书页全部贴在新纸上 ， 加固作用很强 。 但这样一来 ， 纸张的很多信息就被掩盖了 ， 研究造纸史的专家只能望纸兴叹 。 杜伟生决定 ， 以后能不托裱就不托裱 ， 只对书作最小的干预 ， “能补一厘米坚决不补一厘米半” 。
时隔数十年 ， 两代人的修复观念发生变革 。 以前 ， 修书讲究天衣无缝 ， 尽善尽美 ， 后来 ， 保留书上遗留的历史信息 ， 被视为与修好书同样重要 。
敦煌遗书修复之前 ，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潘吉星先生来馆里做讲座 ， 他眼里看到的 ， 是敦煌遗书的规格、厚度和纤维 。 潘先生说 ， 对于敦煌遗书 ， “纸比书重要” 。
“修书不能追求天衣无缝、以假乱真 ， 隔着两米看要协调 ， 看不出来新旧 。 但放在眼前 ， 必须一眼能看到修复的痕迹 。 ”杜伟生说 ， 如果修到看不出痕迹 ， 非但不能表明修复技术高 ， 反而干扰了历史信息 。
有些遗书上有古人修缮过的痕迹 ， 当时技术原始 ， 只是用麻绳缝一下 。 以往修缮一般会纠正古人错误的修法 ， 替换成新方法 。 但杜伟生坚持不动 ， 麻绳修书 ， 也是古代同行留下的信息 。
1990年 ， 受邀到英国国家图书馆帮忙整理敦煌遗书时 ， 他发现英国人也是同样的理念：尊重古籍原貌 ， 同时尽量保留前人的修复痕迹 。 相比于师傅们那一代人 ， 杜伟生这一代与国际同行接上了轨 。
黄柏入书
古籍修复组的办公室里 ， 立着一个一人高的柜子 ， 像中药铺里的药柜 ， 隔出四五十个小抽屉 。 抽屉里装的是颜料 ， 材质却是五花八门 ， 有水粉颜料、皮革染料、矿物颜料 ， 有荣宝斋、思序堂出的国画颜料 ， 还有同仁堂(600085,股吧)的中药 ， 黄柏、姜黄、栀子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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