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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杜伟生 以书为媒与古人、后人对话( 三 )


杜伟生拿出一袋黄柏 ， 这是近些年他们找到的新材料 。 之前他们做过一个项目 ， 找来各种有颜色的中药 ， 挨个试色 。 最终试出了黄柏的颜色 ， 非常适合用作古籍修复 。 中药是古籍修复中流传千年的极佳原料 ， 纯天然 ， 对书籍没有损害 ， 黄柏还有防蠹和防虫的功效 。
他们创造新的修复原料和方法 ， 依然是通过诉诸最古老的经验 。
杜伟生认为修书的理想状态 ， 就是用做那本书时同样的材料与方法去修 。 古籍太老 ， 留给后人创新的空间很小 ， 一些没经过论证的新材料 ， 他不敢用 。
虽然化学颜料已经几乎可以调出任何需要的颜色 ， 但杜伟生不会轻易使用 ， 因为化学品即使眼下对书籍健康没有损坏 ， 未来如何 ， 并不能判断 。
“所谓创新 ， 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 ”杜伟生回忆 ， 修敦煌遗书的时候 ， 有些经卷展开并不是横平竖直的方形 ， 而是弧形 。 按传统做法 ， 装裱后要上墙挂起来 ， 但一上墙 ， 弧形纸张上下左右力道不同 ， 经卷会被张力扯碎 。 杜伟生想 ， 既然是弧形 ， 说明唐代写书的时候就不上墙 ， 后人贸然去做可能伤到书 ， 就改为摊在桌上 ， 铺上木板 ， 用石块压 。
另一种被“逼”出来的技法 ， 是在修复《永乐大典》过程中 。 《永乐大典》是原装的明代古籍 ， 十分难得 ， 他们决定修复时不拆页 ， 也就不能取下每张单独修补 。 杜伟生只能“掏”着补 ， 工具伸进折页中间慢慢补 。 这样增加了难度 ， 质量控制也更困难 ， 但学者专家都很满意 ， 认为是正确的做法 。
这种技法被称为“掏补” ， 已经成为古籍修复的专业技法之一 。
两百年轮回
修书这行要坐冷板凳 ， 修着修着也有感到枯燥的时候 。
上世纪80年代 ， 杜伟生学了英语 ， 那正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 ， 有人邀请他去深圳 ， 当翻译 。 他动了心 ， 但想了想 ， 觉得那是伺候人的事儿 ， 没多大意思 ， 还是留下来继续修书 。 不仅因为喜欢这个 ， 也因为北京图书馆属于行业顶尖的平台 ， 保存着修不完的好书 ， 他感觉自己会永远有事可做 。
1992年 ， 在一个敦煌遗书国际研讨会上 ， 杜伟生就修复计划做了一个发言 。 会后 ， 几位来自台湾佛光山的尼姑找到他 ， 见面就合十行礼 。 杜伟生赶忙谦称受不起 ， 她们说您受得起 ， 您修佛经 ， 做的是最大的功德 。 这件事给杜伟生留下长久的感动 ， 原来当个修书匠 ， 也是一件功德 。
他喜欢“古籍医生”这个说法 。 把书当作有生命的物体 ， 他感觉古人也是这么看的 ， 给书的各部位起名书口、书头、书脚、书背、书眼 ， 都是按人的形象比照 。 古人把书当做朋友 ， 修书人就是医生 ， 做医生最好做名医 。 拿到一本残破的书 ， 就相当于一个人缺手、缺脚 ， 修完之后手脚齐全 ， 重新站立 ， “你作为一个医生 ， 是什么感觉？”
修书 ， 是与古人对话 ， 也是与后人对话 。
杜伟生总想着给后人留一些空间 ， 以后会有更好的技术和材料 ， 现在如果贸然修 ， 反而画蛇添足 。 想起年轻的时候 ， 杜伟生手快 ， 一天能修一本 。 那时候大家都比着干 ， 你修一本我就修两本 。 速度快了难免有些遗憾 ， 后来杜伟生还把以前修得不好的书再拿出来 ， 揭掉以前修补的材料 ， 重新再修一遍 ， 压平 ， 完好地归库 。
还好 ， 当时用的方法是可逆的 ， 才有弥补遗憾的可能 。 国图古籍修复组至今粘书仍然以面粉为主要材料 ， 将其中的面筋提取出去 ， 黏度适度降低 。 以后如果发现更好的材料、更合适的纸 ， 稍微喷点水就能揭下来 ， 替换更好的材料 。
一个反例就是敦煌遗书 。 敦煌遗书使用的浆特别黏 ， 一千多年后还不开裂 。 这也带来了问题 ， 因为很黏 ， 修复的时候拆开 ， 就会撕开上下的纸 ， 所以修复时他们罕见地没用古方 ， 就是为了实现未来的可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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