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帝20年不上朝, 为何能稳坐江山48年?( 二 )


明朝|万历帝20年不上朝, 为何能稳坐江山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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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谚有云:阳光之下 , 没有什么新鲜事 。 但我一直认为 , 万历年间的中国人过得比较滋润 , 由此推想 , 万历年间的一众文人 , 也比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同行 , 活得更加开心 。 朱翊钧廷杖起大臣来 , 也是蛮恐怖的 , 张居正“夺情”一案 , 数十位谏官 , 无不当场剥光裤子 , 袒露屁股 , 被打得皮开肉绽 , 奄奄一息 。 但他从来不搞文字狱 , 这实在是了不起 , 在中国 , 几乎所有皇帝 , 都患意识形态恐惧症 , 防文人比防盗贼还来劲 。 万历这个人 , 应该说很糟糕 , 但终其一生 , 他没有跟文人过不去过 , 在这一点上 , 他要比手上沾满中国文人鲜血的康、雍、乾 , 不知圣明多少倍!
也许这是万历的性格所致 , 他除去对性、对钱感兴趣外 , 不怎么关心文学 , 也不怎么热衷文艺活动 。 以当下的网络语言描述 , 朱翊钧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宅男 。 除了偶尔视察他的陵寝修建状况 , 从不露面公众 。 唯一的一次 , 应该是万历十三年(或十五年)的夏天 , 因为京城久旱不雨 , 他亲率数千臣僚 , 由紫禁城出发 , 到天坛祈雨 , 然后又原路返回 。 坚持步行 , 拒绝坐车 。

所以 , 万历年间 , 或许也与他的不管、少管、懒得管有点凑巧 , 中国文人的活跃 , 可谓达到放肆、放任、放浪、狂放的程度 。 从15世纪下半叶 , 到16世纪上半叶 , 文化思想之发达 , 文学艺术之繁荣 , 人文精神之张扬 , 人性觉悟之高涨 , 之前罕见 , 提倡个性解放 , 摒弃禁欲主张 , 破除儒学樊篱 , 冲决礼教束缚 , 更是力度极大 。 这种文艺领域的繁荣 , 也许可能与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 , 疏于对文人的“关爱” , 有些什么关联 。 人类 , 在其进展的历史长河中 , 道路不尽相同 , 步伐未必一致 , 但必得迈过的门槛 , 必得经历的洗礼 , 必得升华的精神 , 必得付出的代价 , 是无可回避的 。 该来的 , 总是要来的 , 也许早一点 , 也许迟一点 , 但不会留下时代空白 。 所以万历年间的这一文艺活跃景象 , 是与西方世界同步的 , 也是资本化、市场化逐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
京华满城说惊梦
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 , 英国的莎士比亚 , 中国的汤显祖 , 相继同年离世 , 虽是偶然的巧合 , 却是东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难得合拍同调的注脚 。

这两位戏剧家同时在十六世纪展现出超人的戏剧天才 , 第一 , 是这个时代需要大师 , 第二 , 是这个时代催生大师 , 第三 , 一个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时代 , 也应该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 而决定这个时代会不会 , 能不能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 是经济 , 是财富 ,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黄金白银 。 莎士比亚 , 这个手套匠的儿子 , 公元1585年 , 时为中国万历十三年 , 从家乡来到伦敦谋生 。 泰晤士河口桅杆耸立 , 船旗飞扬 , 停泊着世界各地的商船 , 装卸着万国商贸的货物 , 这座贸易发达 , 商业繁荣的大都市 , 赶上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期 , 像烤面包一样迅速膨胀起来 。 文化消费 , 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行为 , 商业愈发达 , 文化消费愈盛行 , 文化消费的高涨 , 也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兴旺 , 这充分说明经济实力的提升 , 势必推动文化艺术的进展和繁荣 。 同样 , 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 , 汤显祖弃官遂昌的那年秋天 , 完成了他的杰作《牡丹亭》 , 首次演出 , 盛况空前 , 造成了一曲《惊梦》 , 万人空巷的痴狂反响 。 时人誉曰“京华满城说惊梦” , “魂兮归来话杜娘” , 谈论《牡丹亭》 , 品评玉茗堂 , 成为京师的一种新时尚 。 明人沈德符说:“《牡丹亭梦》一出 , 几令《西厢》减价 。 ”清人俞用济说:“《牡丹亭》唱彻秋闺 , 惹多少好儿女为他伤心到死?”次年 , 汤显祖作《南柯记》;再次年 , 《邯郸记》脱稿 。 几年间 , 他的戏剧成就 , 达到了巅峰 。

如果说 , 莎士比亚的成功 , 是因16世纪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上升的强盛期 , 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最佳时刻;汤显祖的成功 , 正是赶上了万历年间 , 由最初的富足富有 , 到真正的富裕富饶的爆发期 , 使他得以大显身手 。 可以想象 , 颇具规模的资本经济实力 , 所形成的拥有财富的新兴阶层 , 在大都市中成批涌现 , 然后遍及城乡 , 已是一个很可观的政治集群 , 这个阶层涌动着强烈消费欲望 。 清人赵翼所说 , 万历年间:“世运升平 , 物力丰裕 。 ”明人凌濛初作《拍案惊奇》的书前序中所说:“近世承平日久 , 民佚志淫 。 ”物质的满足 , 必定催熟精神的丰收 。 这就是万历年间 , 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普遍富庶 , 一方面是文化消费之如饥似渴 , 经济动力推波助澜 , 上层建筑风生水起 。 正如近人樊树志在《晚明史》中的论断:“万历朝堪称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段时光 。 正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时代 , 中国与全球发生密切关系的时代 , 中国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巨变的时代 。 ”正是这些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 给晚明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标榜自我 , 张扬个性 , 突出多元 , 追求佚乐的特性 。 于是 , 在中国历史上 , 被褒之曰“繁荣昌盛”的万历年间 , 同样也是以良莠斑驳的色彩 , 薰莸杂陈的光影而引人注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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