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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到丁玲：近代中国的疾病隐喻与文学疗治( 二 )

从鲁迅到丁玲：近代中国的疾病隐喻与文学疗治
《活着》十六年后的"再批判"中 ， 另一位批评家则以自己在延安住医院的亲身经历证明 ， "我们的病房是温暖的" ， 也"没有遇到陆萍之类的人物" 。 他说："我的经历足够作为一个反证 ， 证明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所描写的种种阴森恐怖的图景 ， 似乎在延安住医院'简直是受罪'的说法 ， 无非是莎菲女士对读者的愚弄 ， 无非是莎菲女士的扯谎 。 "投入"再批判"者的"证词" ， 其可信的程度是很低的 。 因为就在同一本刊物的另一篇文章就指出 ， 当时的延安存在着一个管理混乱、可能被丁玲取作"原型"的拐峁医院 。 许多白求恩大夫在延安医院的工作记载 ， 都记录了他愤怒地与混乱、消极、落后搏斗的情形 ， 较之陆萍女士 ， 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 ， 20世纪80年代初 ， 严家炎高度概括地指出："陆萍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 ， 就其实质来说 ， 乃是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相联系着的现代科学文化要求 ， 与小生产者的愚昧无知、褊狭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所形成的尖锐对立" ， "可以说 ， 它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类作品的先驱 。 陆萍正是20世纪40年代医院里新来的青年人" 。但是 ， 这种颇具"洞见"的概括 ， 仍然可能对问题的更复杂的一面有所"不见" 。为什么是"医院" ， 而不是可能更为褊狭保守的乡村（如鲁迅的"未庄"）？（同样 ， 你也会问 ， 为什么是"组织部" ， 而不是别的什么部？）当然 ， 描写一个本来即以治疗病患为己任的单位的"病态" ， 可以讽刺性地使上述"尖锐对立"显得更为鲜明触目 。 （同样 ， 以"组织社会生活"为职责的组织部却失去了对自身的组织能力 ， 问题的严重性不就更突出了吗？）但是 ， 不容忽略的是 ， 尽管有这样多的"愚昧无知、褊狭保守、自私苟安"等"小生产者的思想习气" ， 从结构上看 ， "医院"这种社会部门却完全是"现代科学文化要求"的产物 。 麻雀虽小 ， 五脏俱全 。 这个新建的医院有院长、总务处长、管理科长、秘书长 ， 有外科主任、产科主任 ， 当然 ， 还有指导员 。 医院里有着各种会议、申请、布置、调查和汇报 。 如果说这个环境有"病态"的话 ， 这已是以"现代方式"组织起来的"病态" 。这样 ， 陆萍等人的努力 ， 实在是在要求"完善"这个环境的"现代性" ， 他们的意见其实经常被承认是"好的""合理的" ， 却又显然无法经由这个环境本身的"组织途径"来实行 。 他们是这个有机地组织起来的单位中的"异质" ， 从所谓"社会卫生学"的角度看 ， 他们正是外来的"不洁之物" 。 尽管他们的意见往往在事后被"组织"改头换面地采用 ， 通常已是在"组织"运用合法清洁手段"处理"过他们个人之后 。这一切都意味着文学家以及有着"文学气质"的"青年人" ， 他们的写作方式和生存方式 ， 都将面临根本的改变 。 我们从《在医院中》和丁玲同一时期的作品中 ， 从同一时期其他"文学青年"的写作中 ， 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深刻不安的历史气氛 。03 大喝一声：“你有病呀！”"抉心自食 ， 欲知本味 。 创痛酷烈 ， 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 ， 徐徐食之 。 然其心已陈旧 ， 本味又何由知？"（《野草·墓碣文》）鲁迅的逻辑是一个彻底的自我缠绕的逻辑：一个在思想和精神上深患重病的民族 ， 如何能认清它的病症的基本原因是它的思想与精神呢？诊断既不易 ， 又如何奢言治疗呢？如果病因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内部 ， 身处其中的拥有同样精神资源的个人 ， 又如何能喊出："从来如此 ， 就对么？"的声音呢？答案是：他不能 ， 除非他疯了 。 但既然他"疯"了 ， 他对事实真相的洞察和了解就无法传达给"正常人" 。 在正常人的健康世界里 ， 必须加以疗救的恰恰是这个"疯子"而不是别人 。与"驱邪"病理学总是提供虚假的乐观前景不同 ， 鲁迅思想的内在逻辑提示的正是这深刻的焦虑和绝望 。 鲁迅进一步考虑"疗效"问题时 ， 就得出更为沉痛的结论：他的呐喊不过是在一个"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 ， 唤醒几个人 ， 使之死得更痛苦而已 。他甚至自认成了替中国的吃人筵席做"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 ， 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 ， 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 ， 得到格外的享乐 。 "显然 ， 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群 ， 正是这一代被"弄清了脑子"和"弄敏了感觉"的青年 。 他们的苦痛和幻灭较之其先辈带有更浓重的现代色彩 ， 被当时的论者套上"世纪末的病态"的标签加以分析 。 有意思的是 ， 丁玲在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里 ， 写到一位作家对写作的反省时 ， 也说出了与鲁迅类似的意思的话：纵说有些读者是曾被某一段的情节或文字感动过 ， 但那读者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 是刚刚踏到青春期、最容易烦愁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中等以上的学生们 。 他们觉得这文章正合了他们脾胃 ， 说出了一些他们可以感到而不能体味的苦闷 。 ……可是结果呢 ， 我现在是明白了 ， 我们只做了一桩害人的事 ， 我们将这些青年拖到我们的旧路上来了 。 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 ， 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 只能一天一天更深的掉在自己的愤懑里 ， 认不清社会与各种苦痛的关系 。 ……所以我现在对于文章这东西 ， 我个人是愿意放弃了 。与鲁迅在绝望中仍保持启蒙者的英勇姿态不同 ， 这一代写作者在觉悟到"文章无用"的同时 ， 极易于转向对自身疾病的诊断分析 ， 并向往某种"实际解决"的前景光明的一揽子治疗方案 ， ——或许 ， 这能解释为什么后来他们能够如此虔诚地接受施于他们身上的"驱邪"治疗仪式 。"惩前毖后 ， 治病救人" 。 在延安的"整风文献"中 ， 我们可以读到如此频繁出现的来自"医学"方面的借喻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阶级分析的办法 ， 颠倒了鲁迅"弃医从文"故事中"医生"与"病人"的角色分配 ， 重新界定了"洁"与"不洁"：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 ， 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 ， 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 ， 尽管他们手是黑的 ， 脚上有牛屎 ， 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 （卷3 ， 第808页）对于一心还想着用杂文笔法去医国救民的文学家 ， 这种颠倒不啻当头棒喝——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 ， 就是重重的给患病者一个刺激 ， 向他们大喝一声 ， 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 ， 出一身汗 ， 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 （卷3 ， 第790页）这是最生动的场面描绘 ， 昭显着治疗过程的"仪式性" 。 类似的直接涉及人的身体的"社会卫生学"比喻 ， 在后来的当代中国史上层出不穷："抢救运动""脱胎换骨""挖心""洗澡""脱了裤子割尾巴""武斗只触及皮肉 ， 文斗才触及灵魂"等等 。 在无数这样的"驱邪"场面中 ， "不干净"的人站在中间 ， "最干净"的人们被发动起来围在四周 ， 不知鲁迅看了这样的"幻灯片"将作何感想？文学的那次住院治疗 ， 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 "杂文时代"结束了 ， 开始了"秧歌剧时代" 。 我很欣赏像《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一直到后来的《老两口学毛选》这样的节目 。 它们都短小精悍地讲述了在"家庭"这种群体界限鲜明、约束力强的单位中 ， 个人经由有效的小型"驱邪"仪式调整角色规范 ， 重新达到群体和谐 ， 去争取对"外面世界"的胜利的故事 。 它们不仅是整部当代中国文艺史的缩影 ， 也是整部当代中国史的缩影 。可是巨大的疑问一直存在着：如果文学家能被"治愈" ， 文学（作为知识者对时代、民族的道德承诺的写作和生存方式的文学）真的能被治愈吗？更重要的是：社会群体真的可以视作与人的身体一样的有机整体吗？文学真的是医治这个有机体的一种药物吗？文学家的道德承诺与他们实际承受的社会角色之间 ， 真的毫无扦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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