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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感染上千人！美国盯上了这个玛雅文化中心( 二 )

故意感染上千人！美国盯上了这个玛雅文化中心
约翰·帕拉斯坎朵拉(John Parascandola)曾经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担任历史学家 ， 并撰写了《性、罪与科学：美国梅毒史》(Sex, Sin and Science: A History of Syphilis in America) 。 他表示 ， 公共卫生服务部“曾经有个非常活跃的性病分部” 。 这个部门的研究人员在1943年就证明了青霉素能有效治疗淋病和梅毒 ， 但他们对这两种疾病和其他性病的预防和治疗仍然有许多疑问 。美国军方尤其想开发一套防病技术 ， 以取代沿用了几十年的“专业设备”——要求士兵在性事之后 ， 向阴茎中注入一种含银的溶液以预防淋病 ， 还要在生殖器上涂抹甘汞软膏以预防梅毒 。 这种方法不但痛苦费事 ， 而且不怎么有效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在1942年底提出 ， 为了验证治病和防病技术 ， 亟须在受控条件下让人类感染性病 。 官员们就这个建议的合法性和道德性展开了辩论 ， 甚至恳请美国司法部长发表意见 。 最后 ， 他们决定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的一座联邦监狱进行实验 ， 使用自愿的囚犯作为受试者 。科特勒就是奉命开展实验的医生之一 。 这项“监狱研究”始于1943年9月 ， 当时科特勒28岁 ， 两年前刚从医学院毕业 。 研究者将病菌直接放置在囚犯的阴茎顶端 ， 想以此引起感染 。 这次实验建立的方法 ， 后来又被科特勒用到了危地马拉 。 然而 ， 研究者终究没有找到有效感染受试者的手段 ， 缺少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步骤 ， 防病技术的检验也就无从谈起 。 不到十个月 ， 实验就被终止了 。2被囚的人群在特雷霍特的尝试之后 ， 研究者开始规划一项规模更大的研究 ， 就是通过所谓的“正常接触”感染受试者 ， 具体方法是让他们和已经患病的异性性交 。1945年 ， 一名危地马拉的卫生官员在VDRL工作了一年 ， 在此期间 ， 他主动要求在他的祖国开展研究 。 这名官员叫胡安·富内斯(Juan Funes) ， 是危地马拉性病控制部的负责人 ， 是协助研究的不二人选 。 当时的危地马拉 ， 卖淫是合法的 ， 政府要求性工作者每周去诊所检查、治疗两次 。 富内斯负责一家大型诊所的监管工作 ， 可以推荐得了性病的性工作者参加美国的实验 。 科特勒和VDRL的其他科学家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提议 ， 他们起草的计划得到批准 ， 并获得了110 450美元的资助 。危地马拉方面的一份报告指出 ， 美国的研究项目涉嫌蓄意传播性病 ， 明确违反了当时的危地马拉法律 。 但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 ， 危地马拉正在经历一次政治动荡 ， 该国官员对美国的计划并不反对 ， 像危地马拉公共卫生部长路易斯·加里奇(Luis Galich)就参与了美国的研究 ， 甚至1945年当选总统的胡安·何赛·阿雷瓦洛(Juan José Arévalo)也难逃干系 ， 他对美国科学家在危地马拉开展梅毒研究一事 ， 至少是有所耳闻的 。 对危地马拉的官员来说 ， 美国的这次研究提供了一个机会 ， 使他们得以利用美国的资金来提高自身落后的卫生条件 ， 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 。科特勒在1946年8月抵达危地马拉 ， 开始筹备实验 。 他的计划是先通过验血来诊断性病 ， 然后检验青霉素和一种名叫“orvus-mapharsen”的药剂的防病效果 。 起初 ， 科特勒利用染病的性工作者来向士兵传播淋病 ， 他和同事给这些性工作者接种了几种菌株 ， 然后让她们与大量男性发生性关系 。 资料显示 ， 有一名性工作者在71分钟内与8名士兵发生了性关系 。 此外 ， 研究人员还利用性工作者在一所监狱内开展了研究 。可是 ， 用这种“自然”的方法来造成感染也不容易 ， 于是研究人员改用接种法 。 他们用带病溶液擦拭受试者的尿道 ， 或者用一根牙签将溶液送入受试者的尿道深处 。 在危地马拉的国家精神病院 ， 科学家在男性病人接触病原体之前先将其阴茎划破 ， 以此增加感染的机会;他们还在七名女性病人的脊髓液中注入了梅毒 。根据美国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的报告 ， 科特勒的研究组共使558名士兵、486名精神病人、219名囚犯和39名其他人士接触了淋病、梅毒或软疳 。 但委员会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人受到感染 ， 又有多少人被治愈 。 有些实验在精神病人、囚犯和军人之外 ， 还用到了孤儿和麻风病人 ， 研究人员对所有实验中诊断测试的精确性都进行了测定 。委员会表示 ， 没有证据表明科特勒在实验时获得过受试者的同意 ， 虽然有几次他的确获得了军队长官、监狱官员及精神病院医生的许可 。 在一封写给他的上司、VDRL主任约翰·马奥尼(John Mahoney)的信中 ， 科特勒坦白自己对精神病院的病人有欺骗行为 ， 目的是给他们注射梅毒 ， 然后治疗 。科特勒和同事对待有些受试者的手段相当残忍 。 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详细描述了当时的一个案例：美国医生用梅毒感染了一个名叫伯塔(Berta)的女精神病人 ， 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都没有为她治疗 。 伯塔的身体越来越差 ， 又过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 科特勒报告说她已濒临死亡 。 这时 ， 他又一次用梅毒感染了伯塔 ， 还把一个淋病患者的脓汁注入她的眼睛、尿道和直肠 。 在接下去的几天里 ， 伯塔的眼睛里渗出脓汁 ， 尿道里流出鲜血 ， 不久之后就死了 。不过 ， 科特勒在危地马拉也做了一些好事 。 他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在军队医院里发起了一个性病治疗项目 ， 还为陆军制定了一个疾病预防计划 。 他为孤儿治疗疟疾 ， 游说上司为当地陆军提供青霉素(但遭到拒绝) ， 还为当地培训了一批医生和技术人员 。 另外 ， 他还帮助142位病人恢复了健康——他们可能都患有性病 ， 但不是在他的研究中感染上的 。他在报告监狱研究时写道：“对方很欢迎我们的团队 ， 无论是监狱管理人员还是囚犯都是如此 。 我们认为 ， 这是因为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性病治疗项目 ， 而这些东西是他们以前所没有的 。 我们因此觉得 ， 这个治疗项目是值得的 ， 也是完全正当的 。 ”到最后 ， 科特勒的实验并没有获得多少成功 ， 部分原因是 ， 他无法在不使用极端手段的前提下感染受试者 。 他后来获准将实验从1948年6月延期到当年12月 。 那年年底 ， 他离开了危地马拉 。 此后 ， 其他研究人员公布了部分验血结果 ， 但科特勒没有公布他对防病技术的研究 。 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指出 ， 他的那些实验不仅是对人伦的肆意违反 ， 而且在筹划和执行上都十分糟糕 。3显赫的职业生涯虽然经历了种种失败 ， 但科特勒的履历倒是因为这些研究变得光彩起来 。 回国之后才几个月 ， 世界卫生组织就委托他带队去印度 ， 指导对性病的诊断和治疗 。 上世纪60年代 ， 他又前往阿拉巴马州 ， 在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实验(Tuskegee experiment)中做研究带头人——在这项实验中 ， 研究人员对数百名患有梅毒的黑人研究了几十年 ， 却始终没为他们治疗 。 科特勒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里干得风生水起 ， 后来又在匹兹堡大学当上了国际卫生教授 。 2003年 ， 科特勒逝世 ， 而危地马拉实验的揭露还要等到很久之后 。迈克尔·乌吉安(Michael Utidjian)是一名流行病学家 ， 上世纪60年代末在匹兹堡大学工作 ， 曾和科特勒合作过两篇论文 。 据他描述 ， 他的这位前同事对性病研究相当尽心 ， 对国际研究也很有热情 。 “在印度 ， 他用青霉素治疗了几种较为常见的性传播疾病 ， 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 但乌吉安也表示 ， 科特勒是一位有缺点的研究者 ， “我觉得他不算是一流的科学家 ， 在研究的策划上也不杰出” 。 两位科学家合作检验了一种局部预防技术的效果 ， 但实验相当糟糕 ， 结果“没有什么价值” 。在危地马拉 ， 那些受试者的下场比科特勒凄惨得多 。 在拉斯埃斯卡雷拉那所铁皮屋顶的房子里 ， 当年的受试者拉莫斯已经皮包骨头、举步维艰 ， 说起话来含糊不清 ， 加上牙齿掉光 ， 更叫人难以理解 。 他说 ， 他一直拖到大约十年前、痛得无法小便时才去看病 。 他的儿子将他紧急送往医院 ， 医生给他插了一根导尿管 ， 后来又做了一次手术 。冈萨罗·拉马雷斯·蒂斯塔(Gonzalo Ramirez Tista)和拉莫斯居住在同一个村子 ， 他说他父亲塞尔索·拉马雷斯·雷耶斯(Celso Ramirez Reyes)也曾在军队服役的三年里参与那些实验 。 那些科学家要求他和感染了性病的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 ， 还给他打几针 ， 没过几天 ， 他就发现自己的阴茎里流出了脓水 。 “他离开军队时还有那样的症状 ， 后来还传染了我母亲 ， ”蒂斯塔说 。 退伍后的雷耶斯饱受淋病的困扰 ， 身体溃烂、视力下降 ， 而且容易困倦 。和拉莫斯的家人一样 ， 蒂斯塔也对美国政府提出了赔偿诉讼 。 他和拉莫斯都无法用档案支持自己的主张 ， 但危地马拉人权调查办公室的帕布罗·维纳(Pablo Werner)医生仍对这两起案件展开了调查 ， 结果发现 ， 拉莫斯和雷耶斯的叙述 ， 可以由他们的参军时间和他们提供的病例细节得到证实 。 另外 ， 科特勒曾在论文中列出一份档案 ， 调查人员据此整理出了一个受试者数据库 ， 雷耶斯的名字也在其中 。4永不再犯2011年9月 ， 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却建议美国政府建立一个一般性的赔偿机制 ， 为那些在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受到伤害的受试者提供赔偿 。 2012年1月 ， 美国健康与公共事业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拨出近180万美元的款项 ， 专门在危地马拉改善性传播疾病的治疗 ， 加强和人类研究有关的伦理培训 。 但控方对此并不满意 ， 仍坚持上诉 。随着案件的进展 ， 研究人员也在为如何评判科特勒及其同事的行为 ， 以及如何防止此类事件重演而大伤脑筋 。 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认为 ， 当初 ， 科特勒和他的上级对自己违反医学伦理的事是清楚的 ， 因为他们在特雷霍特征求过受试者的意见 ， 在危地马拉也设法隐瞒了自己的研究 。 科特勒的一名同事还告诉他说 ， 美国卫生局长“对我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 ， 他说过‘你知道 ， 这种实验在我们国家是没法做的’ ， 说的时候还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 ”但话说回来 ， 在当时 ， 人们对于伦理的认识正处于快速变化中 。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生命伦理学家苏珊·莱德勒(Susan Lederer)指出 ， 20世纪40年代的道德标准要比今天“模糊得多” 。1946年末 ， 科特勒已经开始危地马拉的工作 ， 而在德国的纽伦堡 ， 23名纳粹医生和军官接受了审判 ， 罪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他们在集中营里开展不人道的实验 。 这次审判催生了称为《纽伦堡法典》的一系列准则 ， 它们规定 ， 实验人员必须得到受试者的同意、受试者必须具有表达这种同意的能力 ， 以及实验必须避免没有必要的身体和精神伤害 。尽管这样严格的标准在纽伦堡审判之前也并非闻所未闻 ， 但遵守它们的人却屈指可数 。 比如1935年 ， 美国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就表示 ， 研究人员从受试者的监护人那里征得同意就可以了 。 这一点 ， 其实科特勒也做到了——他在实验前征求过军队指挥官和当地政府官员的意见 。 再说 ， 他的许多受试者都是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的当地人 ， 在科学家看来 ， 他们根本就搞不明白这些实验的意思 。在那个年代 ， 美国的一些顶尖研究者也的确是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开展研究 。 比如在1943年 ， 日后因为脊髓灰质炎疫苗而闻名于世的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流感研究的领头人小托马斯·弗朗西斯(Thomas Francis Jr) ， 就在密歇根州的一家精神病院蓄意让病人患上流感 ， 而有证据表明 ， 并不是所有病人都同意参与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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