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感染上千人！美国盯上了这个玛雅文化中心( 三 )
科特勒和他的上级显然认为 ， 到了危地马拉 ， 就可以跨越在美国无法跨越的伦理界限了 。 在西方公司日益将临床实验转移到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今天 ， 这种内外有别的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 2010年 ， 美国健康与公共事业部调查了所有在美国境内营销药品的申请 ， 结果发现2008年一年 ， 就有几乎80%的获批申请是在国外进行的临床实验 。比起发达国家 ， 发展中国家的医学准则往往较低 ， 对法规的执行也不那么有力 。 比如在印度 ， 就有人权积极分子和国会议员表示 ， 外国的制药公司常常在未经同意或没有解释清楚风险的情况下 ， 在贫穷而又不识字的印度人身上开展新药实验 。2009年 ， 制药业巨头辉瑞公司同意支付7500万美元的巨款 ， 以了结尼日利亚儿童在抗生素实验中死亡所引起的诉讼 。 在此之前 ， 尼日利亚的政府官员和人权人士曾经宣称 ， 辉瑞在实验中行为失当 ， 比如没有获得适当的批准或同意 。 但辉瑞否认了这些指控 ， 也不承认在实验过程中有任何过失 。伦理学家对一些今天看来可以接受的做法也提出了警示 ， 比如新药实验中选择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 ， 以及那些将新疗法看作唯一希望、完全无视其危险的病人 。 莱德勒指出 ， 有些抗癌新药的实验会用到毒性特强的成分 。 她指出：“未来的人们可能会说‘病得那么严重的人 ， 怎么可能签署知情同意书呢?’”在格雷迪看来 ， 危地马拉实验的教训也正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准则：不是什么研究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 ， 信息透明是关键 ， 科学家要时刻牢记 ， 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人类 。不过她也表示 ， 在临床实验中 ， 并非总有一条清晰的伦理底线 。 “当你在特定的案例中细究底线的意义 ， 分歧就出现了” 。 对危地马拉实验而言 ， 这或许才是最令人担忧的教训 。 在任何一个时代 ， 都可能有许多研究者(甚至是大多数)同意 ， 某一个做法或某一条规则是正当的、必要的;但对于后代来说 ， 前人的野蛮又是那样显而易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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